亚洲政客沉迷历史地位
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未提政治改革,高举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大旗,被国际媒体评论为对江让步。报导指出,三个代表已逐渐和江泽民脱钩,换言之,江斤斤计较于垂名史册,与马、列、毛、邓同辉的愿望可能落空。与江泽民相较,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10月将交棒,却出版14本“马哈迪思想”丛书,拟设研究院传承;台湾也有“李登辉学校”“凯达格兰学校”,亚洲政客沉迷历史地位,追求“不朽”的梦想似不绝如缕。希望奠定自己历史地位、永垂不朽的领袖,古今中外多如过江之鲫,但成功者凡几,英雄需要时势创造,英雄不等于权力似成历史定律。独裁者胡森在伊拉克无处不在的各种造型雕像被愤怒的人民拆除践踏殷鉴不远,但这些场景并未提醒亚洲的政客们谦卑,个人崇拜或叱吒风云只是一时,权位终有交棒的时候,只有制度和人民才是永久的。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共产党都无法否定;毛泽东、蒋中正、邓小平各领风骚,各有独特的历史定位。江泽民卸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后,还冀图藉三个代表理论巩固其一代宗师和思想指导地位,即使换得胡锦涛人马的妥协推崇,但江把持军委主席不放,胡温体制藉抗SARS、整顿旧体制的贪腐和官场文化,获得民意和国际舆论支持,江的政治地位已岌岌可危。中国大陆此后如不再出现如毛邓的强人领袖,未尝不是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之一。江泽民在政经改革方面开放并无实绩,随着职务交棒,权力光环消失即快速褪色,说明人治消褪、权力制度轮替正在成型,这是正面的讯息。
反观台湾,我们也看到鲜活的实例。蒋中正时代各地竖建铜像,领袖顺位排在国家、责任、荣誉之前的实例自不待言。号称解除戒严民主时代的李登辉,掌权初期并无塑造个人威望的企图,但其任期后段,包括出版李登辉言论集、赴革命实践研究院授课,卸任后更设置“李登辉学校”、出版丛书,图藉个人主张延续影响力,甚至登上历史宗师或“国父”地位的意图不言而喻,和江泽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水扁是草根起家的政客,但却未免除个人崇拜式的竞选手法。他学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拍个人写真集,先拍“阿扁写真集”贩卖,竞选期间又用“扁帽”筹款,当上总统后电视台出现“阿扁与阿珍”连续剧,戴扁帽迎接他视察的空军将领将获拔擢为副侍卫长;他创立“凯达格兰学校”,招募政商界人士收为己用,厚植政经实力,好像李登辉和过时的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翻版。
加上马来西亚马哈迪半独裁的例子,亚洲政治领袖这类举动,其实是“部落式臣属政治文化”的缩影,是社会未臻足够文明或政治文化发展未成熟前的象征。部落式政治文化讲求领导魅力、臣服和对最高权力掌握者的个人忠诚,所以领袖的思想、言行成一般民众遵循的指导纲领和仿效对象,胡森统治伊拉克即是如此。
西方社会个人声望如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或美国历史上几位声望政绩俱佳的总统,即使对国家的贡献卓著,却罕听闻出版个人思想指导书籍,或拍个人写真集、设置xx学校传授后进者。江泽民、李登辉一辈追求这类虚浮不实的梦幻犹情有可原,如果胡锦涛、陈水扁或未来如果泛蓝的连战、宋楚瑜有机会掌权,但愿他们都能摒弃个人崇拜,或刻意塑造个人历史地位的风格,用真正的政绩扭转乾坤、创造历史,藉权力轮替淡化个人色彩,华人社会才可能真正步入现代化国家之林。
(转自世界日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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