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

　　　　　　　　　　◆　黑社会高级组织已企业化经营

　　这是黑社会组织中比较成熟的高级形态，目前还不太多，但已有苗头。这些人与社会权力机构有较好关系，其组织成员已打破血缘、地缘，一些头目还受过良好教育并有一定社会身份。其主要财源有三种：

　　一是成立公司，如追债公司或“某某资产重组公司”，让人还觉得这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产物。 1995 年 3 月 5 日在沈阳破获的“航天清款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一些黑社会成员组织的所谓“经济实体”。二是跻身于一些新兴行业，如啤酒屋、健身行业。或由自己直接经营，或与别人共同经营，或参股。三是向“妈咪”（即老鸨）收费。

　　　　　　　　　　◆　以暴力为资本型是主流形态

　　黑社会组织的主流还是传统的以暴力为资本型，进行诸如走私、贩卖枪支、偷运毒品、组织非法偷渡、伪造各种证件，欺行霸市等活动。这类团伙一般为紧密型，多以地缘或血缘为结合纽带。如活动在广东 S 城的潮汕帮，主要是由揭阳、海陆丰一带人组成。这些组织最初主要是在菜肉海鲜批发市场欺行霸市，形成恶势力，然后走向娱乐业。尔后在公安系统也结纳了一定关系，渐渐走向“正规化”，打打杀杀逐渐干得少一点了。其主要收入来自酒楼娱乐业的“保护费”及向其“保护”场地的妈咪收“场费”，有些也参股娱乐业。

　　这些以暴力为资本的黑社会组织，正采用各种形式介入社会正常经济生活，比较典型的例子有海南的“南霸天”一案。

　　“南霸天”王英汉是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王宅村人。 80 年代初，王英汉凭藉自己会两招武术，以开武馆教授武功为名，网罗门徒。 1985 年至 1989 年，他凭藉多种手段当上了王宅村村长，进一步网罗流氓烂仔，为其充当打手和保镖。 1988 年海南办经济特区后，王英汉马上变“武教头”为“包工头”，利用他纠集的黑社会帮会势力，强占工程项目。凡金江镇内的建筑工程，绝大多数得由他做，不做也得挂名分利，由此一举成为暴发户。这个带有宗教、行帮性质的黑势力，其骨干成员都是“两抓两放”或“三抓三放”的刑事犯罪分子。几年来，这个团伙共打死 2 人，打残 13 人，遭其侮辱、殴打、抢劫、敲诈者不计其数。一位主持正义的县公安局局长想依法处理王家的一起刑事犯罪案件，就被莫名其妙地免了职，罪犯也在 15 天后获释。

　　这个团伙在其鼎盛时期，对当地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和政府的某些部门也进行公开威胁和敲诈勒索。 1993 年 12 月，海南顺安实业公司经理李某某与县政府签订了一个修路合同，修建县政府门前至电视塔一段水泥路面。王英汉得知后要求分一部分工程做，遭拒绝后竟用武力威胁工人停工，李最后被迫送了 18 万元钱给王，才将此事了结。

　　　　　　　　　　　◆　黑白双轨黑白勾结

　　这种例子在目前绝对不是个别。如 1996 年福建惠安县侦破一个专门发放高利贷，并操纵民间帮会并引发多起刑事案件的团伙，其头面人物连希圣认该县公安局局长郑妈魁为义父，姐夫任水津又是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长。这一团伙仗着有这些铁杆人物撑腰，平日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大发横财，无恶不作。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倾向：

　　在经济信用严重失常的情况下，一些经商者和政府基层单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证不了自己的应得利益，竟启用一些地方流氓来帮助自己收欠款甚至税费。如江西漳树市淦阳街财政所和鹿汇街财政所于 1996 年 4 月分别聘请了 3 名社会无业人员（其中有劳改释放后劣迹累累不思悔改者），向来往的三轮车收税费，据说是因为人们税法意识淡薄，有人偷税漏税，赖税不交，故需藉助这些地痞的力量，以“毒”攻“毒”。据说这些人物讨债“成效显著”，只要他们一上门，不仅欠债赖债者会分文不少地送上欠款，连一些多年的“死帐”也被他们讨回。

　　有的黑社会帮会头目对地方的控制较之上述人物还要厉害得多，如山西临汾的老百姓流传一句话 : 临汾有两个市长，一个是白道市长，一个是黑道市长，即黑社会组织的龙头大哥安小根。据披露，这个“安市长”是个城府很深、谋略智慧型的犯罪行家，他没有自己的地盘，却能在平阳府里任何一个区吃香喝辣，可以统领整个临汾八大黑帮的行动。这位“安市长”不管在临汾的哪一个歌舞厅里出现，老板都要出门迎接，歌手要专门献歌献艺，所到之处，群呼“万岁”。他看中一个村子的地，村民们响应市政府“绿色计划”而辛苦栽种的 3000 株树苗，顷刻之间就被他手下的爪牙用推土机铲掉。设局赌博吃大户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有人因听别人呼他为“市长”，出于好奇多看了他一眼，竟惨遭杀身之祸，杀人者却逍遥法外。他一位手下的妻子因有几分姿色被他霸占，只因说了一两句不满的活，便被其另外几位手下打残。在这个小小临汾市，黑帮势力“鼎盛”，一般民众难以聊生。

　　　　　　　　　　　◆　有黑社会组织就有高犯罪率

　　大多数黑社会组织从事与黄、赌、毒及拐卖人口有关的违法活动，有些组织且有自己的武装。据公安部公布，从 1991 年至 1995 年，全国公安机构共破获拐卖人口案件 9.5 万起，查获拐卖人口犯罪团伙 1.9 万个，抓获人贩子 14.3 万人，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8.8 万馀名。共查获卖淫嫖娼人员 153.3 万人，查获卖淫团伙 3.2 万个，摧毁卖淫窝点 3 万个。自 1996 年 4 月“严打”以来，已收缴各类非法枪支 56 万支。犯罪率现在仍以每年 60 ％的比率上升，从各类传媒披露来看，黑社会组织的大量存在与刑事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有密切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的走私贩毒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仅是公安部门掌握的吸毒人数， 1991 年为 14.8 万人，而到 1996 年增为 52 万人，其中 80 ％以上为青少年。 1991 年到 1994 年，共破获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案件 8.7 万起，查获涉案违法人员 13.9 万名。在这四年中，中国共强制戒毒 18 万人次。广东、福建、北京、上海等地公安部门相继破获了一批制贩冰毒大案，查出 20 多个地下加工点。而到 1996 年，这种贩卖毒品的犯罪活动继续呈上升趋势，仅是第一季度，全国共破获毒品违法犯罪案件 11832 起，比去年同期增加 37 ％； 缴获海洛因 575 公斤，鸦片 234 公斤，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 73 ％和 10 ％。云南、广西、广东等是吸毒案发率较高的地区。据吸毒者交待，其犯罪最开始都是出于好奇或为了排遣　愁等。但往往一开始吸，就能造成家庭分裂，人生不幸，最后走上毁灭之途。毒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对毒品的量刑不可谓不重：贩毒 50 克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毒贩判处死刑。但由于高利润的吸引，还是有不少人陆续加入这一行列。从 90 年代初开始，广东的贩毒分子呈明显的团伙化趋势，其中粤东又以家庭团伙贩毒的特点，明显区别于广东其它地区。 1996 年 3 月 29 日破获的一桩跨国跨省大毒案，就是由广东普宁沈氏三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组成的贩毒集团所为。贩卖毒品的利润一般高达百分之百，号称 1995 年世界第六大毒案、中国第一毒案的主角王世鉴，其在金三角地区以 4.3 万元价格买下的海洛因，一到广州就能以 9 万元的价格出手。而这里只是批发价，零售价格还要比批发价格高出百分之百以上。其间差额，就成了贩毒的黑社会团伙的收入来源。

　　　　　　　　　　◆　黄色行业后面是黑社会组织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黄色”行业发展得很快。这种“快”后面实际隐藏着一种价值伦理观念的变迁。这一点可以从这些黄色行业的从业者的动机可证：据调查，这些人当中没有多少人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主要是认为这一行业挣钱快且多，且无需投入资本，只要年青就行。中国的黄色行业中的女性，在 80 年代还大多处于自由状态，没有黑社会涉足其中。但由于这一阶层基本处于无助状态，涉娼凶杀案逐渐增多，她们比较倾向于找“保护人”，这就是广东俗称“鸡头”产生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色情行业获利巨大，许多黑社会势力也逐渐介入。到了 90 年代以后，色情行业渐为黑社会控制。 1996 年 1 月 15 日大连破获的“三女神”酒吧一案，就是一个由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卖淫集团。该酒吧秘设暗道，齐备淫秽物品，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规则，并豢养大批维护妓院规则的打手。在这类妓院里，卖淫女已失去“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和经济收益，嫖资大部分被黑社会组织榨取。

　　在全国范围内，黑社会组织介入娱乐业已不是秘密。以著名的 S 城为例，该地的啤酒屋、歌舞厅基本上都有黑社会组织介入。据调查，该城各辖区的派出所都设有内保科，要求宾馆、歌舞厅、啤酒屋之类进行治安联网，缴纳治安费。如不加入联防网络的单位，派出所对其治安问题就不负责。而这些地方向派出所交纳，不一定能买到平安，因为派出所无法分出警力坐镇该娱乐场所。而向黑社会组织交纳，黑社会组织会派人看场子。故此这些娱乐场所的老板，一般都需“黑白”两道能混得开。 S 市 1995 年 11 月 16 日查获的“金台湾”娱乐城，经常在该处出现的“三陪女”等类从事色情行业的人，就有 200 人之多。这些地方一般都有黑社会组织收取“保护费”，如 S 市 X 瓜岭 X 田食街，就有海丰与陆丰两起黑社会组织成员强行向各酒家和服务小姐收取保护费，每家酒楼每月交 200 元，服务小姐每晚交 10 元，最后发展到向各酒楼每位食客收取 10 元做“保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