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的真相

中共建党确实日期应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错订七月一日作党庆。台共建党人是彭湃,台共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台湾民族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本文所谈的是有关中共诞生确切的时间,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参加一大的代表,和台湾共产党与中共最早的关系。

早期的中共党庆是苏联的国庆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初到陕北,当时中共并没有党庆之说。那个时期我的印象,苏联的国庆就是中共的党庆。第一次,在距离西安大约一百八十里的三原云阳镇(原彭德怀的红军前敌指挥部)青年训练班(主任冯文彬;教务长胡乔木)学习,十一月七日这一天,我们的伙食加了菜,每个学员都吃到了几片肉。政治指导员乐少华(一九五二年一月自杀)即席讲话,他说:“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建国的节日……”。

  第二年的同一天,我在延安又吃了几片肉,还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也在这一年(一九三八年)--中共成立了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委员会,开始中共党史的研究。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王明兼的,实际的负责人是杨松。杨松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的政委,到陕北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一度代理部长。“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以及当时的中共党史教材都是他主编的。我在延安时,杨松一向待我很好,我日后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兴趣,可能受到他的影响。杨松于一九四二年死于延安整风。

中共“七一”建党之说是错的

  早期中共党人提及建党日期的,如邓中夏与李维汉,他们都说是一九二一年六月。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举行。持“六月”说即以此为据。到六月底,由于准备参加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共中央的《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写发刊词,原文有“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文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将“六月”二字删去了。

  毛泽东这个“六月”之说,明显的是错了,没有人敢指出,所以,有一个时期,关于中共建党的时间,都是这么写的,“一九二一年七月”没有正式日期。

  这个问题延安讨论很久,没有结论。但是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七月”建党之说,是较为有根据的,当时毛泽东对于抗战以来的中共发展,颇为得意。一九四零年他在延安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泽东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二十周岁,我们党从七月一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
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但是,其后大量资料证明,七月一日是中共诞生之说也是错的。
正确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

  很多中共最早的党员都写过中共一大,其中包括张申府、刘仁静、李达、张国焘、罗章龙、朱务善、周佛海、陈公博、陈谭秋、包惠僧、董必武等,一部份还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六十年代我在香港常向张国焘请教有关中共党史的问题。当时资料不足,我和张国焘都同意毛泽东的七一建党之说,认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说谎的必要。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我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也曾为毛泽东七一建党之说辩护。但是,以后我接触中共资料愈多,愈对毛泽东的七一建党之说发生怀疑。

  陈公博的回忆中说,一大的召开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陈谭秋的回忆中说,一大的召开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底。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更写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底上海的社会新闻,我根据上述线索,查到当年的上海申报,果然发现与他们所述的情节相符合。于是我致函我的苏联朋友石克强(K.V.Schevelyoff,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请他帮我查一查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他回答我说,根据中共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开会的确实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

  这是一九七八年的事,当时石克强教授还寄给我一份莫斯科出版的一九七二年第六期《亚非人民》双月刊,其中有马林报告的原件,一九八零年中共的《人民日报》才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的说法。毛泽东关于中共建党日期两次都说错了,仍然没有人敢驳他,中共党庆仍是七月一日,因为那是毛泽东订的。

中共一大有多少党员?

  中共建党时到底有多少个党员?有五十三人、五十五人、五十九人等各种不同说法。笔者比较倾向五十九人之说

  中共建党是由各地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或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选出代表参加的。当时各地小组成员到底是多少人,中共的资料也说法不一。例如北京的小组就有十四人、二十人、二十二人的三个说法。

  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中共一大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海约二十人,北京约二十四人,湖北约十三人,湖南约十八人,广东约十人,山东约九人,这个数字加起来当在约一百人左右。但是,有些参加过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如戴季陶、邵力子、张东荪等,不久就退出了。有些参加过共产主义小组的,实际是信仰无政府主义,如北京的黄凌霜,广州的梁冰弦,也不久和共产党人分裂了。

  中共成立时包括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山东、日本东京七个小组,东京小组□有施存统、周佛海两个人,都是从上海去的,应该算是上海小组的一部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许多交叉性的人物,例如陈独秀在上海,后去广州,张申府先在北京,后去欧洲,李汉俊先在上海后去湖北等等。上海小组的浙江人数多,常往来上海与浙江之间,也有人称为杭州小组的。

  有一个奇怪现象,早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前,四川就有了一个青年共产党,是杨尚昆的哥哥杨□公领导的。四川的党不但没有参加中共建党,而且成员之一的吴玉章的党龄曾经在中共七大引起争论,要从一九二五年算起。中共一大有多少代表?

  中共一大代表有十三人,十二人,十一人,十人的四个说法。

  十三人的说法是对的,其中包括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刘仁静、陈谭秋、包惠僧、何叔衡、陈公博、周佛海、王烬美、邓恩铭等十三个人。

  十二人之说的原因是,早年毛泽东的名单没有包惠僧,理由是,因他参加一大是作为陈独秀的个人代表,不算是正式的代表。张国焘的名单没有何叔衡,理由是,因为何参加一大时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后来也因为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走了。

  十一人之说理由是参加一大的两个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当时□是中学生,予人印象不深。

  十人之说的理由是,在上海开会时,何叔衡提前走了,不久又遇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李汉俊、陈公博都未能参加,所以□剩下十人了。

  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后称总书记),张国焘管组织、李达管宣传。当时陈独秀还在广州,在陈未到任前由周佛海代理,周又去日本,由李汉俊代理,李又和陈独秀意见不合,一气而去武汉,再由李达代理,李达又在一九二三年脱党。

中共建党与共产国际

  中共建党时几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契年维可斯基是最早的中共建党的联系者,马林正式参加一大,代表国际指导,随同马林参加中共一大的还有尼科尔斯基,他是国际联工的代表,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也参加了中共一大,他不算是代表。

  中共建党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在争取和中国实力派军阀的合作。中共一大时,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南陈北李”(南陈指陈独秀,北李指李大钊)都没有参加。理由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在争取中国实力派军阀的支持,陈独秀在广州担任教育厅长,做陈炯明的工作;李大钊在北京接触北洋军阀,做吴佩孚的工作。

  四川和湖南的共产主义青年大部份去了欧州,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活跃,他们分别参加了法共、德共、比共,后来又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后来又改为中共旅欧支部,其领导人先是张申府,后来是赵世炎,再后来是周恩来。张申府是周恩来入党的介绍人。中共旅欧支部一向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也没有参加中共的一大。

  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两版本。一个是陈公博一九二二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凭记忆以英文写出的;另一个是共产国际所存的档案,为俄文,一九七九年才出版中文版。两者内容有些不同。

中共建党与台共建党

  有一位著名中共党人参加了台湾共产党的创立,这个人就是彭湃,彭湃是广东海丰人,日本留学生,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共,五大、六大的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共党内与毛泽东齐名的农民运动专家。

  根据共产国际的资料,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指示日共渡边政之辅,中共的彭湃,朝共的吕运亨等三人筹备组织台湾共产党。当时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共又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由彭湃负责领导。台共的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台湾民族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

  谢雪红是台共的代表人物,她在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共,一九二六年又在莫斯科参加俄共,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后,当时彭湃以中共的经验,主张台湾革命应发展农民运动,谢雪红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台湾具体情况的结合”,主张“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联盟”。一九二九年八月,彭湃在上海被杀,谢雪红成为台共的核心人物,一九三一年被捕,后被释。日本投降后是一九四七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风云人物,同年底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并参加中共。一九五八年在中国被打成右派,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五日死于文革。

  台共另一著名领导人蔡前(蔡孝干),他曾经参加过中共的长征,中共在大陆建政初期,任中共台湾工委主委,他到台湾后不久就被捕,参加了国民党。

  台共在历史上一向有亲中派与亲日派的斗争。根据日共的资料,谢雪红属于亲日派。迄今台湾还有几位台共元老,他们与世隔膜,秋风落叶,花果飘零,似乎已经不为人注意了。

──原载《开放》月刊

本文留言

作者司马璐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