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沈阳中院院长贾永祥自述：我对不起沈阳人民

梦醒时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

　　过去我曾多次走上讲台，可那时我是作为一名检察官、警官、法官，可是现在，我却是以一个罪犯的身份走上讲台，此时此刻，我感到羞愧难言。从被中纪委“双规”那天起，我离开工作岗位已经一年半了，但是我还常常会感到困惑，有时晚上临睡前，坐在床前发呆，总感到眼前的一切不像真的，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明天一早起来，我还会坐着车子到法院大楼去上班，可是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看着一个个被剃的光头，望望铁窗外隔绝一切的电网，我终于明白，过去所拥有的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后悔当初：有愧于国家、人民和亲人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个老共产党员，新中国的建立使我有了读书的机会，是党的多年教育，使我从一个政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报效祖国，为自己的人生留下光彩的一页，可是我却在事业的巅峰晚节不保，掉队了，颓变了，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腐败分子，党和国家、人民的罪人，我的犯罪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酿成了终身遗憾的后果，我的犯罪使亲人蒙羞，给妻子儿子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感情痛苦。

　　更让我痛苦的是，我的犯罪给党的事业、给政法机关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我由人民法院院长这个特殊身份成为不齿于人的罪犯，严重地玷污了司法机关和法官的形象，我的犯罪给党的事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和沈阳中院几名领导同时违法犯罪，将神圣的法院变成了腐败的窝点，在全国法院系统成为犯罪人数最多、职务最高、影响最恶劣的腐败典型。我被“双规”期间，正值沈阳召开人代会，法院工作报告未被通过，这在全国法院工作史上首开可耻纪录，通过新闻媒体在海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思前想后，我对不起哺育我的人民，对不起多年来教育我的党组织，对不起给我帮助的领导和同志，对不起为我含辛茹苦，对我寄与厚望的父母。

　　自我反省：我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　

　　在被羁押期间，我曾反反复复问自己，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根子正，家庭影响好的人，也会走上犯罪道路？我从上学开始就是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参加工作以后在基层受过锻炼，长期担任政法机关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最后却由社会的“保护神”变成一个可耻的罪犯，这人生位置大颠倒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通过省纪委和管教干部的帮助教育，通过自己的反思，现在我认识到了自己犯罪的根源：　

　　误区一、贪图享受──吃喝玩乐　

　　革命意志衰退，把享受作为晚年生活追求的目标，是导致我走上犯罪的思想根源。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一直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当我由中学教员进入检察系统后，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进步很快，先后担任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市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市公安局副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市政府秘书长、市法院院长，我感到我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化是在1996年5月，我到市政府担任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之后，思想变化的加速期是在1998年到市法院担任院长之后。　

　　我在担任市政府秘书长期间，经常陪市领导下基层搞调研，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到香港等地洽谈项目，到国外考察招商，与外商、私营企业家接触频繁，这让我开阔眼界，但是我没有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创业精神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反而羡慕他们那种奢华的生活，自己也逐渐开始追求和效仿，人生价值开始了严重的扭曲，由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转向追求奢侈享受。　

　　这时，我对学习理论已经不入脑，政治学习能不学就不学，“三讲”也是动嘴不动心，到市法院之后，由于班子不团结，工作遇到了困难，我在困难面前退缩了，心想，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职务已经这样了，何必自己为难自己，何不趁在职享受几年，这种想法一出现，我就彻底放开了，“59岁现象”在我身上提前发作了，我的思想开始急速下滑，由过去被动接受别人吃请，到主动地出入高档酒店，酒足饭饱之后，还要洗桑那游泳打保龄球泡舞厅，由羞答答的受礼变成明显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由开始的一两万到一次收十万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由过去搞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到主动找小姐嫖娼，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成了不折不扣的腐败分子，党和国家、人民的罪人。　

　　我腐败的事实证明，讲学习不是虚的，讲政治不是空的，讲正气不是无形的，一切变化都是从思想开始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旦放松了思想改造，人生观、世界观这个总开关一旦出现毛病，就会百魔缠身，由人变成鬼。　

　　误区二、法律意识淡薄──挪用公款、收受贿赂　

　　法制观念淡薄，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手中的权力，放松自我约束，同时上级组织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督，同级班子内部也没有制约，都是导致我滑向犯罪深渊的因素。　

　　实事求是地讲，在很长一段时期我还是很守规矩的，我在公安局任副局长期间，长期分管交通和治安工作，那时候找我办事的人很多，我都中规守纪严格执法，退礼退贿的事儿我做了不少，我还扶危济贫，当过“代理妈妈”，帮助一个残疾人的孩子念完了中学，可以说我的本质并不坏。可是，随着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监督因素越来越少，特别是我先后担任几个单位“一把手”后，就感到自己好像进了“保险箱”，因为从那时开始，我再也没有遇到一次让我紧张的上级领导的谈话，再也没有听到一次同级领导对我的忠告，再也没有受到一次语言尖锐的来自群众的批评，这时候，我就陷入了法律的盲区，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可以特殊了，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了，对于党内的民主生活会我也不认真参加，就在这种无拘无束，甚至无法无天，而自己又缺乏自控的情况下我的阴暗心理、道德弱点、畸型需要就像决堤的洪水开始泛滥了。　

　　一个私营老板资金遇到困难找到我，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借钱给他，100万元公款轻而易举地被我挪用了；节假日，我领小姐们到大连、北京、上海玩，给她们买贵重物品，花在她们身上的钱达30多万元，我都拿到法院“小金库”里报销；外出办事我都住星级宾馆，少则五六百元，多则八九百元，请人吃饭动辄两三千元，甚至五六千元，这些我都不愁报销，因为我背后有个取之不竭的“小金库”，请客送礼都能报销，就连三四千元一部的手机我也当作小礼品毫不在乎地送给朋友，现在看来“小金库”也是罪恶的深渊，是为虎作伥的帮凶。 在这期间我给一私企老板办事，他送我一台走私轿车，回到家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儿子，别人送的，你开着吧。”这时的我已经利令智昏。几年间，我共受贿钱物176万元、贪污公款50万元、挪用公款105万元、聚敛财产101万元，总计犯罪金额432万元。在我干这些违法犯罪的丑事、坏事时，从没有碰到什么障碍，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一切都是在失去控制、失去监督、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误区三、知法犯法──权钱交易　

　　放纵小过，侥幸攀比，导致自己毫无愧疚地搞腐败。作为一个法院院长不能说我不懂法纪，但是我却知法犯法，为什么呢？细想想，其实在我灵魂深处，很早就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就在我自认为自己是好人的时候，也做过错事，有过贪念。为了自己炒股票，我开始收大款的钱，后来就开始搞明显的权钱交易，给大款办事收他们的筹谢款，给建筑商办事，接受他们的贿赂，我错误地认为现在社会风气就这样，领导干部都腐败，送礼的人理直气壮，收礼的人理屈辞穷，我比那些大把捞的还强得多，我给人办的事儿都没有明显违法违纪的，钱是别人主动送的，他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干了坏事还心安理得，放心大胆地搞腐败，我不知不觉地在犯罪泥潭里越陷越深。　
　　事到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要给我送钱，有的人还不计代价要与我交往，绝大多数是冲我的权势地位来的，在他们眼里，我也是一种商品，在我身上投入会获得丰厚的回报，送轿车的老板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我替他暂缓执行一起标的额500万元的经济案件。

(时代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