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用日、中两种文字印刷的资料封面题目全称为《中华民国よりの掠夺文化财总目录别册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凡例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书脊印着“外务省”，表明是由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出版，属于政府出版物。
从这份资料“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的篇首，可以看到被日本方面称之为从中国“よりの掠夺文化财”包括被劫掠去的和被损毁的两部分，刊载的汇总数字如下：
书籍：公：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3804114元。
私：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1204766元。
字画：公：1554幅185490元。
私：13612幅另16箱555036元。
碑帖：公：455件37135元。
私：8922件170764元
古物：公：17818件1035888元。
私：8567件另2箱118246元。
古迹：公：705处1620600元。
私：36处65000元。
仪器：
公：5012件另63箱626652元。
私：110件另3箱40025元。
标本：
公：14582件另1204箱77369元。
私：17904件15000元。
地图：公：125件480元。
私：56003件13926元。
艺术品：私：2506件39721元。
杂件：公：648368件65429元。
私：3箱10000元。
合计为3607074件741处1870箱，估价达9885546元。
这本资料在“总目”以下用两种文字表格分别列出了所调查的地区省市“公”、“私”两方面的损失情况，项目有“番号”、“名称”、“著者及其年代”、“件数”、“被掠经过”和“备考”。
比如“公”家损失的有：岭南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国立北平图书馆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大量图书文物撤退到香港，存放在般若道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楼下书库。在1942年底被日军调查班肥田木发现后于2月初2全部掠去，当时看到装箱上都由日军写明“东京参谋本田御中”的字样。
比如“私”人损失的有：杭州的王琨徙的包括东周长方鼎在内的几十件文物在杭州被陷时被日军掠去，蒋召祖的古墨“避父钟”被驻扎在淮安的日军掠去后来运往日本又被日考古专家转赠伪满大臣罗振玉，江泓的郑板桥书屏4幅、中堂花卉1幅、曾国藩对联2幅都被日军中支派遣军第六八零六部队的樱井信二掠去；等等。有名有姓，有事实有地点，可谓言之确凿。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国よりの掠夺文化财总目录》所列出的损失数字还远远不是全部，只能算得“最低数字”。因为还有不少地区没有进行调查和申报，还有的因为事主变迁、死亡或其它原因遗漏未报，有些项目没有包括在内，甚至还有损失高昂而无法估价的。比如在“总目”就注明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斐文中所报‘北京人’一项，因价值卓特无法以金钱估列”。举世闻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今下落不明，就是日本侵略造成中国文物损失最著名的案件之一。日军在占领区强迫发起所谓“献铜运动”，通令区、乡、保、甲以所谓“献纳”等名义强迫搜刮，摊派到每个老百姓头上，从民间搜掠的大量铜器，其中就不乏古币古器。这些都没有能够列进“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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