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据他说：“在选举常委时，邓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人将邓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常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为什么还升了，过去第七位，现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陈伯达的后面。她又说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陶铸厉害，调上去。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调到了第四位。”
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种版本是陈伯达两位秘书的回忆。他们说，在酝酿常委名单时，陈伯达位次“第四”。陈自觉自己不行，他特别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泽东表示：“我书生气十足，这个位置对我不合适。”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掉书生气不就行了吗？”陈仍忐忑不安，他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信，要他们向毛泽东说明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秘书感到很为难，这种事他们怎么能做和敢做呢？他们又说，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也表示了意见。周恩来跟毛泽东说，我如外出，谁来代替我？邓小平已犯错误，不能代替，恐怕还是陶铸好些。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就把陶铸从后面提到了陈伯达前面。
第三种版本是《周恩来年谱》和《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书中的说法。《周恩来年谱》载：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苦撑危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这种说法于实、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和可靠。
第四种版本即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原来陶铸排在比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号人物”的来历。对此，陶铸说过：“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
摘自《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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