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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汉的哭诉----我心中永远的痛

 2003-07-08 20:5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天涯的“关天茶舍” 。在这里,我找到了7年前第一次看《南方周末》时的激动。就像《南方周末》曾经说的:“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关天里,那些对普通人命运关怀的贴子,那些对社会问题洞若观火的文章,点燃我重提那件让我心痛的往事。
   1996年我就读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现在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那时的我一心向往着去《南方周末》纵横驰骋,梦想用自己的所学,为身处底层的人民伸张正义。但涌动的激情却在一次新闻实践中坠入冰窟,因此我也放弃了新闻工作的理想,转投商海。
   98年放寒假回福建莆田老家,父亲告诉我村里有个叫吴国兴的老人,因交不出2000元的计划生育 “罚金”而家破人亡:房屋被折毁,他的60多岁的老伴让镇干部打死,几个儿子被打成重伤,他自已也被踢得昏过去。我父亲说他们没有违反国家生育政策,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希望我能帮帮他。如果不是自已亲身去了解,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了解情况以后,我觉得国家计生工作到了地方已变了味,成了地方中饱私囊的工具,只要交钱,多生几个也不嫌多;如果没钱交,那么结局就会类似上面所述,更有甚者,你就是没有违反计生政策,也给你整个“擦边球”,让你交罚金,吴国兴一家就是这其中的受害者。于是我开始着手整理材料,希望通过媒体把此事曝光。我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天真”。
   整理材料过程中,我咨询了中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教授。他们虽然对此事很气愤,可是语气中都显得力不从心,对这事件的公正处理没有任何信心。材料整理完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南方周末》,当时学校还没有流行互联网,传真就是当时最快的办法了,十几页的材料(包括证明材料)传到《南方周末》,可是几天过去,仍没有消息,我按捺不住,给当时《南放周未》的头版编辑沈灏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那头似有难言之隐,放下电话,我难受得直掉眼泪,一直奉为“知音”的《南方周末》为什么对此事置之不理?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年轻的我当时很难理解《南方周末》的沉默。这样的现实并没有结束,这仅仅是开始。
   我很快又与《中国青年报》法制版联系上了,因为在大二实习时,我曾写过一篇反映武昌火车站违法乱纪现象的报道,记得那篇报道曾提到一些敏感部门,编辑为慎重起见,在发表前与我有过多次电话交流。事隔一年,我又找到了这位编辑。看完我发过去的材料,他也很震惊,记得当时他义愤填膺,说:“竟然有这种事!”并告诉我准备派人下来调查。当时我放下电话激动得哭了!强烈地感觉吴老一家能见天日了!现在回想,当时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和我一样激动的吴国兴老人迟迟没有盼来调查的人。我又找到了编辑,他说这事只能发在内参,但我明显感觉他语气没有上次坚决了。结果内参也没有发表。
   在《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碰壁后,我变得冷静许多,但依然没有放弃努力,我把材料又分别寄到了中央台《焦点访谈》和《社会经纬》栏目,结果也是石沉大海!
   随后,通过系主任的介绍,我找到了新华社湖北分社的社长,他曾经担任过新华社福建分社的社长,因此我以为在他那能找到发在内参的一丝希望,他却痛心疾首地告诉我,他在福建这么多年,发现莆田的情况特别复杂,有许多反应莆田情况的线索,刚开始还会派记者下去调查,后来都是不了了之。我明白他的意思,很知趣的走了。
  几经周折,我对媒体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我不能太苛求媒体。就像老范说的:错不在媒体,国情如此,他们的上面都有很多主管部门看着,不是编辑记者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但另一方面媒体是公众舆论的阵地,如果媒体不来打破这种可怕的麻木与沉默,又有谁可以做到呢?如果连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不抵抗便放弃了发言的阵地,那岂不是在纵容作恶之人的嚣张气焰?正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媒体应该承载着更沉重、更神圣的使命,弱势群体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媒体的关注,媒体又岂能熟视无睹呢? 我在学校为此事东奔西跑的同时,吴国兴老人也在为他的官司到处奔波,倾尽他所有的余力,但我们的呐喊显得苍白无力!
   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此事,心如刀绞。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开始怀疑我所学的专业是否有用,因此毕业时我没有选择从事媒体工作。我很失望,但我可以选择逃避;可对吴国兴一家人来说,每天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煎熬,我很敬佩吴国兴老人,他比我坚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前几天他告诉我,他要继续上告。
   近来关注的孙志刚一案对我颇受鼓舞,《南方都市报》有一段评论可以给我们答案:“我们在关注此事的时候,不应过分关注孙志刚的身份…….还要还原出孙志刚的普通公民身份。否则,我们就可能因为对特殊身份的义勇而淹没了对“小人物”的关怀。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谁不是小人物呢?谁不是普通公民呢?”
  
  以下是吴老事件的经过:
   1997年1月25日,吴国兴最小的儿子吴玉盛,喜得一子,全家老小激动不已。在此之前吴玉盛的两个小孩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这是吴玉盛唯一存活下来的小孩,沉浸在喜悦中的吴老一家万万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
   97年3月16日上午莆田黄石镇分管计划生育的余某,以未办准生证为由,要吴老交纳2000元罚金。而早在96年2月,吴老就向村里申请办理准生证,之后多次催问,仍迟迟未予以办理,直到小孩快出生的前一个月村领导黄某私下找吴老说:“你拿1万元来,我立即给你办,以后就不会有事。”吴老“单纯”的认为儿子今年31岁才有一个孩子,无任何违法行为,没理由交这1万元,于是拒绝村领导的要求。吴老的再次拒绝激怒了黄石镇分管计划生育的余某,余某临走前恶狠狠地对吴老说:“钱不交可以,待后你就知道厉害!”
   当天下午,余某带着黄石镇副镇长吴某等十几个人(除了几个镇上和村里的领导,其它几个是雇的打手),手持棍棒冲到吴老家,他们砸吴老家屋顶的瓦片,推倒大门,吴老的儿子上前劝说,便招来一顿暴打,一伙人将其推倒在地,用脚猛踢,听到儿子凄惨的哀叫声,他的母亲(吴老的妻子,63岁)本能地伏护在儿子身上,面对年迈的老人,他们没有丝毫留情的余地,继续一阵猛踢;吴老早已向站在一旁观望的副镇长吴某苦苦哀求,岂料,另一名随行人员上前重重地踢向吴老头部,吴老当场被踢晕过去。上前劝阻的还有吴老的二儿子吴玉春和儿媳叶长兰,也招来不同程度的殴打,场面一片混乱。经医院诊断:吴老之妻背部两根肋骨骨折,大、小腿及背部有多处踢伤的青块,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儿子吴玉泉被打致重伤;吴老在村民的抢救下苏醒过来。他们的家已被毁得破烂不堪,千疮百孔。吴老之妻死去当天,他最小的儿子吴玉盛对村干部仍抱一丝希望,希望村干部为其申冤,得到的答复是:“你死母亲,关我何事!”
   平时吴国兴为人友善,与村民和睦相处,为何当时围观村民无人敢声援?村民说:在这里这样的事太多,以前有人去劝阻或是向上面反应这种情况的,结果都遭到报复,后来就没人敢站出来了!
   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吴老决定将村、镇领导告上法庭。97年4月20日,吴老向莆田县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行政诉讼,状告以余某为首的黄石镇人民政府。
   吴老一家的不幸很快传到邻近几个村,听说要状告余某,邻近受害村民闻讯打听到吴老家,向吴老哭诉自已相似的遭遇。其中有两份受害村民写的材料如下:
  
   “1992年5月18日中午11时许,我媳妇从城里赶回家参加妇检,妇检完毕出来时,谁知,早已在有阴谋策划下的恶棍余峰(村干部)故意调戏我媳妇,并凶狠地拉着她的手说:“不能走,钱拿来交。”这时黄石镇司法组干部兼我村支部书记余九丕不但没有阻挡,反而充当帮凶,拧着我媳妇的手,边推边打,两人还把我媳妇关在一间仓库里,当她苏醒时,头晕眼花,疼痛难忍。事后余九丕身为司法人员不但不正视自已的错误,竟将我媳妇再次关押在黄石镇人民政府时达三十余小时,确系隶属侵犯人权行为。为此,迫切希望查明真相,对违法乱纪行为给予应得处分,以提高干部素质,确保计生国策深入人心。”
  
   请愿人:黄石镇横塘村中国共产党员张文候
  
  
  另一份材料:
   “1992年9月9日上午,镇干部余九丕、林高坤及村干部到控告人家摧收统购款,当时控告人不在家,控告人妻慌忙答复:“我马上去向邻居借款上交。”余九丕等人不由分说,欲动手搬家具,拆门框,直到(控告人)妻借够86元,他们才离去。
   当日下午三时许,镇干部林高坤遇见控告人,以控告人讲过多牢骚为由,挥拳击打控告人头部、脸部。余九丕也上前对控告人拳打脚踢,致控告人踢倒在地。村民扶控告人回家后,控告人妻立即将前后门关牢。稍许,余九丕等人破门而入,猛打控告人,直到控告人昏倒在地,余九丕仍不解恨,又把昏死过去的控告人丢在马路上,用脚猛踩控告人腹部,走时,还取走控告人家里一把菜刀。
   经莆田市人民检察院法医鉴定,控告人外伤性肠破裂及全身多处受伤,属重伤。请求有关部门立案侦查,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以伸张正义,维护控告人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此致
  莆田县公安局
  
  
  
  控告人:方吓文
  1992年9月27日
  
   这些敢写材料的村民大多都是稍有点“经济能力”和“背景”的,而更多的是一些很穷,无能力上告的村民,其中就包括一位被打致残的村民。吴老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上告,却没人敢响应,怕遭来报复。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二次开庭,莆田县人民法院领导林某劝吴老以经济赔偿2. 6万私了此事,吴老拒绝私了,要求法院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并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吴老没有答应法院的处理意见,此案便被搁置,久久没有结果。而在此期间吴老的两家邻居借钱给他上告一事被村、镇领导知道后,分别被罚了5000元。
   吴老对县法院失去信心,准备走上一条漫漫的**之路。由于吴老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为了给自已上告找些法律依据,吴老开始查阅相关的法律书籍,并每天关注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和《社会调查》,另一方面四处筹钱。
   97年9月14日,吴老站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大门前,脖子上挂着诉状。由于几天的奔波劳累,那天吴老晕倒在省人民政府的门前。在过往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部了解冤情后,为吴老写了一份公函让他转交给莆田市检察院。岂料,吴老和这份公函成了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从莆田市检察院转到了市政法委,又从市政法委到市人民政府……...,结果还是个未知数!
   而此时余某被提拔为黄石镇总治理主任(负责全镇的保安工作)。
   悲愤交加的吴老不得不继续往返于莆田与福州之间,连吴老也数不清到底前后奔波了多少趟,不停地辗转于福建省人民政府、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省公安厅,最后一次手上便多了一份省公安厅发给莆田县人民法院的公函。案件总算有了“结果”。
   97年12月,莆田县法院副院长林某和县纪检委副书记林某向吴老口头保证:追究当事人违反党纪责任,赔偿经济2. 6万。前提条件是撤诉。由于多方施压,吴老只得答应。
   事后,吴国兴老泪纵横地向我哭诉:“这是一场骗局!”吴老除了收到镇里2.6万经济赔偿外,并没有对当事人做相关的处理。那就是他最后苦苦争取来的“结果”。!为讨个公道,吴老已一贫如洗,背下沉重的债务,吴老日渐消瘦,1.75米的个就只有92斤!。
   1998年正月初四,是我第一次见到吴老,那天是莆田地方传统的大年夜,热闹程度不亚于大年三十。而当我走进吴老的家时,他一个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吞咽早晨剩下的面条。听完吴老的经历,我的眼泪不听使唤地止不住的流,我没敢抬头看吴老那张苍桑的脸。
   随后,我将吴老的事发给我认为有可能关注的各个权威媒体,其间找了很多人,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当时正值全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会议强调的一个重点,在这样的大背景和舆论导向下,媒体选择了沉默。
   98年4月,吴老打电话告诉我余末因赌博被莆田县公安局抓获,没过多久便解决了,同时又提升做了镇司法组书记。
   余某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吴老给我的材料里又多了一些受害者的名单:黄石镇斗南村郑公潘、并山村陈九治、沙堤村张确治、瑶台村张风泉、风山村张文林、东甲村…….。
  
   前几天打电话了解吴老的近况,吴老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是不行,但上告的事情一直没有放弃,他会用余生的精力与他们进行斗争。只是经济情况让他难以确定何时上告的时间。
   今天把吴老的遭遇写出来,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声援,特别是法律方面的援助,如果您对吴老重新起诉一事有好的建议,请发送至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或寄至: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清前村16组吴国兴收,邮编:351144. 非常感谢!
  
   左转90度
   200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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