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又反“自由化” 江家班暗袭胡温

历史是会重演的，在一个专制、人治的国度里，历史更以惊人相似的面貌在政治舞台上重演。据最新一期争鸣杂志消息，最近，中南海内部传出讯息（有些甚至表面化了），倾向于进行政治改革的胡锦涛、温家宝，正遭遇到来自党内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压。由江泽民领军的“三个代表”派藉口传媒舆论界刮起“自由化”风而反击胡温。中共党内对“三个代表”以及政治改革的争论不断升温，一场激烈的政治路线论争和由此而掀起的权力斗争，已隐约可见。

近期，一些报刊不满过去当局剥夺人民知情权的做法，对一些当局立意禁闭的事件，如非典疫情的瞒报、“上海首富”周正毅和高官的勾搭、广州孙志刚被毒打致死、北京军医蒋医生透露被隐瞒的疫情真相等等新闻材料，从黑箱掏出来，在媒体上曝光。

另有一批学者、专业界人士纷纷呼喊民主改革。例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撰文呼吁当局建设具有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政府。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也撰文指出“推动讯息公开，媒体责任重大”。与此同时，由经济学家曹思源等组织的修宪论坛在山东青岛举行，出席论坛的四十多名学者专家踊跃发言，要求将人权意念引入宪法。更有学者提出取消现行宪法中的“专政”条文。

这些民主改革的呼声据说使江泽民他们非常恼怒。吴敬琏和周瑞金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六月二十日出版的、封面突出“周正毅的起落”（揭露官商勾结内情）题目的《财经》杂志（双周刊）。这本曾经访问过揭露隐瞒疫情的蒋大夫的开放型刊物，马上被禁止发行。这波舆论禁制风，并不是从《财经》被扼杀开始的，在这之前，六月初，《工人日报》旗下子报《北京新报》因刊登讽刺文章《中国七大恶心》而被禁出版。更早些时，批评述所谓“敏感题材”的刊物，已遭受强大压力，或需整顿，甚或查封。

不过，《财经》被禁前后几天之内，禁报（刊）风已经越吹越烈了。六月十八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有各新闻出版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新闻出版通气会，就是一个标志，所谓通气，通的主要是杀气，腾腾杀气。会上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点名批评一批报刊，什么“违反新闻纪律”啦，什么“政治舆论导向错误”啦，还有“违反军事宣传纪律”啦，等等等等。被点名批评的传媒，据悉有《战略与管理》杂志、《财经》杂志、《三联生活周刊》、《新闻周刊》、《读者》杂志、《主月年视觉》、《南方同未》、《中国经济时报》、《军事博览》等。

通气会上一位中宣部官员还对会后一定时期的新闻报道划了个禁区，禁区以内的新闻不许报道，如认为非报道不可，只能采用新华社通槁。禁区内的题村包括疫情反思、蒋大夫公开疫情事件、周正毅案、孙志刚案、杨斌案、361潜艇事件等等。据说一位记者得悉通气会的消息后满肚牢骚地语人“我辛辛苦苦发掘的很有新闻价值的材料都不能儿报了！泡汤了。”

他举了个例子，“361潜艇沉没的原因，并非官方所说的──虽然官下两个口，前后所说的不一样，但两种说法都不符事实，事情的真相是：…”另有一位传媒工作者说“潜艇沉没真实情况不报道问题不太大，但是有关国计民生、民间疾苦、官场里黑幕、真实疫情等等重大题材如不报道，和胡的“三贴近”怎能贴近呀！这岂不是回到过去什么都黑箱作业、不让人民有知情权的时代！？”

北京知识界人士和这位记者的感受一模一样，而且对中宣部的报（刊）禁非常不满，义愤填膺，直斥其非。他们认为这波禁报风和江泽民的一批人马大有关连。他们得悉提出改革（包括政改）诉求和观点、建议的人，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还是知识界中的精英和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江系人马肯定，这些学者专家中固然有人是自发的或受到启发而发表、提出出格的言论和意见，但有些人是有意识地站在胡温立场，为胡温推行新政造势。据说，持此看法的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中管意识形态宣传的李长春，他的上面还有曾庆红，还有时刻想做太上皇的江泽民。

高层内部传出的信息说，由于胡温手中的权力越来越稳，对江泽民这个军委主席和江家人马是具有实力的挑战，使他们心里冒出强烈的权力危机感，加上元老派频呼江辞军委主席职，更害怕江家全班一旦失势，因而他们认为非从各个方面对胡温及其支持者进行反击不可。一位退休高层干部一语中的：江家班人马正在藉口传媒界刮起“自由化”风而反击胡温。因此北京高层人士都暗中传话：新的权力斗争已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