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7、23”——加拿大一名普通香港人在政治数字游戏下的移民心路历程

加拿大东岸的多伦多和西岸的温哥华是众所周知的海外华人聚居地,单是大多伦多地区,就有近50万华人居住。而在众多的移民当中,香港的移民又占了很大一部分。难怪有人说:“在加拿大不会讲英文不要紧,会讲广东话就可以了。”以往香港移民谈起他们移民的原因,多半与数字有关系,不是因为“64”就是因为“97”。“64”指的是1989年的“64事件”,“97”指的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个中玄机,大家都不用细说,心照不宣。

最近,被SARS折磨得几乎一蹶不振的加国华人社区,开始有了一点生机,茶楼开始旺起来。经常会听到一些茶客又开始谈论他们的移民故事,而这一次,移民原因除了“64、97”之外,又多了一个数字新宠,就是“23”,指的是香港最近倍受争议的23条。

一名在中国成长、在香港工作生活了20多年后移民加拿大的罗先生,接受了本台记者的访问,讲述他在不同数字代表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最近的23条的影响下的移民心路历程。

罗先生移民之前在香港做小生意,13年前,64事件后,他带同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家移民加拿大,现在在温哥华的一家唐人餐馆打工。他说,23条的推出令他庆幸自己当日选择离开香港。

“我觉得现在香港迫切地推出23条,证明我当日离开香港到加拿大是正确的。共产党始终没有改变,对人民的防范没有变。就算经济有所改善,对民主和人民的钳制一点都没有松懈。23条的立法只是为了保证共产党政权的利益。”

我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切肤之痛。离开香港是因为对共产党没有信心。它虽然说50年不变,但他们从来都是那样,什么都好说,一涉及到他们政权的利益,就不一样。”

罗先生说,觉得香港人很无奈。自从86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他已经担心香港没有前途,而64事件,让他觉得什么“开放改革“都是假的,所以决定离开。不过,离开的代价很大。

“我在香港生活了20年,虽然没有很多的财富,但是那里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事业基础,办什么事情都方便得多。来到加拿大,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加上语言不通,举步艰难。那时候在香港做自己的小生意,来这里就要从最底层做起。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都不可以恢复过我在香港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在这里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上不用受共产党的钳制和威胁。你看23条的推出,跟警察国家有什么区别?虽然他们总说不会滥用,但没有人相信的。”

罗先生说,97之后,他有很多移民的朋友看到香港的情况还可以,而在加拿大的生活又很艰难,都决定回。他自己也有过一些思想斗争,但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他话,人应该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罗先生表示,如果他仍然在香港,他一定会参加七一大游行。

“如果我今天还在香港,我一定会和其他香港人一起参加七一大游行。虽然知道我们不可以改变什么,但我还是会争取,就象89年香港100万人上街,我们知道不可以改变什么,因为枪在他们手里,但我们还是会尽力而为。”

罗先生表示,89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集会和天安门广场的呐喊让他毕生难忘。

“当年我带同两个年幼的女儿去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百万人集会,那个感人的场面至今还很深刻,还有看到学生和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所受的屈辱,我都深刻地记得。我觉得如果中国一天没有民主,也不算一个好的国家。不管经济跻身于世界第几强,都不值得骄傲。只有人民有了真正的自由,才值得庆贺。”

罗先生特别提到他的两个女儿,他说,移民主要是为了下一代。当初移民前他已经让她们有心理准备。

“我跟她们说,到加拿大后的生活一定会难很多,因为我们没有社会基础,特别是我的英文不好,很艰难。但我希望他们可以享受到加拿大的自由,日后的生活就靠他们第二代去努力去争取了。”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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