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文物大盗——康生

(编者按：类似康生的行为未必杜绝了。他占有文革抄家的文物，中国的女富豪据报道是在“改革”年代，用卡车把抄家的东西从库房拉走。康生把故宫的文物“借走”据为己有，故宫承德的宝物能被一般工作人员暗渡陈仓，大人物是否有“收藏”就不得而知了。中国博物馆很多，包括故宫在内，很多文物甚至没有造册，到底多少文物流失了，或许永远是个迷。但官方媒体也承认，80年代之后流失的文物已经超过文革期间损失的文物了。）

摘自《三月风》

康生不仅是个极端阴险毒辣的野心家，而且是个国家文物珍宝的大盗。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煽动青少年去“打砸抢抄”，自己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在浩劫中大发国难财。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康生早就垂涎三尺。“文革”中，抄家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顾不得让人代劳，赶紧亲自驱车前往。到了书库，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破捆挑书。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流入康生之手，“破四旧”的“革命”也就完成了。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门。试举几种：

一曰借条占有

这是“文革”前康生窃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这三件名砚都是无价之宝，被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由于久“借”不还，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二曰无偿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虎视着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他们觉得在管理人员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

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

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以1350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三曰廉价占有

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3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10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5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1角钱取走。

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5分钱到5角钱的折价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四曰掠夺占有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4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