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红接受美联社采访全录(搞笑版)

我在2025年5月再次见到了曾庆红。我请他给我介绍一下他到中央的情况,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江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江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工人,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工人。今后,再也不会有江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工人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象一个老粗容易吗?”

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得意的神色。显然,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没有任何顾忌了,说话也随便起来了。

“你说,江主席到底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江主席和黄菊究竟有是么来往?”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摆出一副采访的架子。

曾庆红把我的录音机关了,说“你说你是和我一起研究党的历史,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录音设备之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才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江主席并没有讨厌黄菊,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贾庆林和XX。只是XX 这个人不争气罢。黄菊在中央的地位实际上很高;政治局委员们都怕他。他和李长春都是说了算的人物,因为江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2001 年8月召开的XX会议以后,江主席曾经召集我和XX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李鹏在会上的矛头是对着黄菊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李鹏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黄菊和庆林。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黄菊、庆林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三个代表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李鹏强得多,水平也高一筹。庆红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三个代报,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黄菊,也不是XX,是那几个要我继续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江主席还一再地对我说:‘你可以拜黄菊和庆林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到他们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我问道:“江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局研究过李长春,黄菊,庆林他们的问题吗?”“哪里来得及呢!”曾庆红说,“江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江主席逝世的前几天,胡锦涛就给我打过招呼,他悄悄地说:‘老曾,江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样就怎样,我可怎么办呢?’我说:‘你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总书记,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可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温家宝的六四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江西老乡呀!’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和我讲过。这时,我就估计到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主席的笔杆子黄菊好像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他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也很紧张。江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员交代,要他们请黄菊立刻回京。黄菊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他就马上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
火车。我亲眼看到他几次出牌都出错了,他虽然在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他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他在江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黄菊已经判刑了,我到主张恢复历史的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 。黄菊这个人,他由于长期在江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譬如他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江西回来给他捎带点特产,他从来都是付钱的。他这样对我说:‘老曾,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江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他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贾庆林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次,李长春给黄菊给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黄菊一直追问他付钱了没有,最后李长春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叁百多块钱交给李长春,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黄菊是喜欢照相的,他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他自己掏钱买。他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对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到中央后,才知道我们这些上海帮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工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胡锦涛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嘴唇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譬如给六四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了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江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的为难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胡锦涛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住了李长春、黄菊和贾庆林这些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而是为了他自己当的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实是怎样看待的?你参加和讨论了抓李长春这些人的会议吗?”

曾庆红说:“我哪里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呢!其实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完全是胡锦涛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以后,通知了XX, XX早就想动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八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江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家宝同志研究,乘江主席不在京的时候把李长春、黄菊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叁,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廖锡龙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廖锡龙的口气,可廖锡龙对江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李长春,廖锡龙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江主席的话,相信江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黄菊的问题。好人呀,锡龙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见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研究好了在我们面前过一过,并不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黄菊等人之前,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黄菊、贾庆林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通过。这个情况我向江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主席说的。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黄菊说:‘你不要总是你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
你们的一些做法连庆红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地脱离群众了。黄菊呀,我已经警告你们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已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江主席批评黄菊,我看完全是对他的一种爱护,而绝不是要打倒他。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胡锦涛也看得很清楚。他确实当着江主席面说过:“江主席,我永远听你的,作你的忠实助手。对江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胡锦涛就像小孩子一样地讲话。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了。特别是我们下台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什么。其实现在不说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我调到中央以后,本着一条原则,那就是江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既然是江主席的学生,就应该听江主席的话。”曾庆红说,“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就能够经常见到了老人家,谁知道来到中央,同样很难见到他。2012年以后,江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显地苍老了,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黄菊倒是随时可见到他。他对江主席的身体状况一直采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问他主席的身体状况怎样,他都说:‘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他没有任何大毛病,不久前还下去游了泳。’知道主席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他在关心着你。’谁知两叁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后来问他:‘你为什么不把主席的身体状况告诉我们?你要是早点说,也许可以用民间的祖传秘方治好主席的病。’他对我说:‘党内的六四平反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体状况作文章,要是让敌人知道了主席的身体状况,那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呀!’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岗位上可不是为了当官,是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了吗?’我回答:‘只要有江主席的领导,完全可以把自由化那些人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子愣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江主席完全是有准备的。那时,江主席对我们这些上海帮们确实是有所偏爱的。他对我说过:‘你和锡龙同志都没有读过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八岁就到了贵州武术学校练习武艺。二十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锡龙就让李鹏骗过,拿着电力部的资金想去香港倒卖黄金。败露后,被“双归”,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靠黄金,而是要靠三个代表,依靠他李鹏能晒β穑坎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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