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纪念日遇难家属祭典亲人

在六四惨案中遇难的吴向东的母亲徐珏早早地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典14年前遇难的儿子吴向东：“今天上坟去了，带来三束鲜花，在向东坟上沉思，给他们打扫一下，然后到关山月的女婿尹敬处也给他们打扫一下，献了一束花，然后到我先生那里。”

在万安公墓，十几个难属捧着鲜花，带着祭品相约来到墓地，一起祭典和悼念被无辜夺走生命的亲人。14年前遇难、年仅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说：“大家都很悲痛。并希望通过非典这个事情，当局能够清醒，什么事情说谎总是没好处的。希望他们把六四的弥天大谎能撤回去，能够澄清事实真相，今年年纪比较大的李雪文和袁可志也都去了。一个已经86，一个已经76。大家谈起来，就说，我们现在主要是保重身体，一定要不断地斗争。”

在宁夏，六四惨案中遇难的北大化学系学生、年龄只有19岁的孙辉的父亲孙承康说，这些年来，每当六四惨案祭日时，他们都在家里默默地祷告和祭典他的儿子。他说，他的儿子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我总觉得有个公论，我总觉得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手无寸铁的学生，不应该死在屠刀下，我总觉得这是个问题。反正我总觉得历史最后还会有个公论吧。”

就像往年一样，每逢六四惨案祭日来临，中国当局总是加强对六四惨案难属的监视。今年北京的萨斯疫情虽然严重，但是有关当局仍然派人跟踪、监视，并监听记者采访的电话。吴向东的母亲徐珏说：“就是到了坟上跟踪的话呢，他就围着我的周围转了几圈，出去以后在八宝山公墓门口，就起码有两、三辆的警车。反正我回去的路上，来的路上都有便衣警察。”

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说：“在我们祭典的时候，只有几个万安公墓的保卫人员在附近走一走。我们在去墓地的路上看到有两个便衣躲躲藏藏，始终也没走出来。”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创始人之一。她儿子蒋捷连14年前被中国军队开枪打死时，是人大附中高二四班的学生。十几年来，丁子霖和其它难属一道为了给遇难者和失踪者讨回公道，努力奔走。她两个多月前到南方小住，却不曾想，北京爆发严重的萨斯疫情，使她无法回京。她为十几年来第一次在她儿子6月2号冥诞和6月4号祭日不能相陪深感不安：“今年他31岁了， 年年我都没有离开过。我跟你说，我真是忍痛。昨天，前天我心里堵得慌，我觉得，他17岁，我没有能保护住他的生命，死了以后连陪伴他都没有能做到。”

丁子霖女士还说，天安门母亲群体希望，有一天能把六四惨案遇难者和失踪者掩埋在一起，并立碑铭志，永远公开地纪念他们：“我说能够在北京找个地方，把他们埋在一起，给他们树个纪念碑。然后在碑上，象美国一样，在越战里，朝鲜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名字都写上，一个一个名字都写上。我希望那时候能有个准确的遇难人数包括失踪者。”天安门母亲群体希望，到那个时候，中国人都能公开祭典六四惨案中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