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

我的文字生涯始于七十年代的知青岁月,那种特定时代的革命化大抒情,完全由空洞的口号和盲目的激情堆积而成,也就是毛语录式的意识形态谎言,而在当时还自以为是绝对的真诚。当我的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赢得了些许社会名声之时,我又自以为已经摆脱了毛式文风,开始了基于追求个人尊严和诚实生活的写作,并像个一夜之间发了大财的暴发户,陷于不知天高地厚的飘飘然之中。

是十四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党文化的印迹,毛式思维和文革式语言已经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清洗,谈何容易!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

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我接受这个奖的日子--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离六四的十四周年祭日只有四天,我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对得起亡灵,也不敢确定自己与这个荣誉是否般配,我只是把这个荣誉理解为:对谎言制度下的说真话者的奖励,也是抗拒遗忘的记忆通过我而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六四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这个幸存者,已经俯视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儿了。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之一,那个被刺刀挑起、被子弹射穿、被坦克辗碎的夜晚和黎明,至今仍然如同闪亮的刀尖,扎在我记忆的深处。作为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面对那些为自由中国付出生命的亡灵,也面对刽子手们的强权、谎言和收买,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尽力让自己笔下的每个字,皆是来自坟墓中亡灵们的倾诉--用对坟墓的记忆对抗强制性遗忘,也是用赎罪的虔诚对抗谎言化的生存。

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唾弃的;一个用谎言为杀人辩解的政权,是令人不齿的;一个容忍杀人的政权且遗忘亡灵的民族,是令人绝望的。特别是当暴政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之时--无辜者肉体的死亡已经在道义上宣判了杀人者的死亡。

中共独裁政权犯下过太多的罪恶,有太多的无辜亡灵至今仍未瞑目,也有太多的良心犯至今仍然身陷囹圄。消除苦难的有效方法,就是完整地记忆和反思苦难,而拒绝官方灌输和个人说谎,则是保存记忆和进行反思的基本伦理前提。也就是说,活下来的幸存者和铁窗外的自由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只有记住这些受难者,不参与强制遗忘的人血馒头盛宴,才会有生存的意义和做人的尊严可言,才能承担起人之为人的责任--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

拒绝说谎是对暴政的颠覆

当然,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弱点,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制度进步和文明演进,其善待人性的标准也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远离“杀身成仁”的古典英雄主义,越来越走向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对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不需要唱道德高调,不必具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牺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多勇敢多高尚多良知多智能,不要求去付出坐牢、绝食、自焚等的高昂个人代价,而仅仅要求在公共发言中不说谎,在面对威逼利诱时不把谎言当作基本的生存策略。

拒绝说谎的戒律,作为人之为人的底线道德,早就记载在每一种文化的最古老的权威文献中。对于至今仍然生活着独裁制度之下的人们而言,争取那种人人向往的无强制的自由和无恐惧的安全,就应该从拒绝谎言开始。因为,制造强制和恐惧的独裁暴政,其维系全靠暴力和谎言的相互支撑,没有谎言粉饰的暴力统治便无法维系。无力抗拒暴力的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起码能够做到不参与说谎。在公共生活的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就是瓦解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有效的力量,甚至就是对暴政的最致命颠覆。

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的后极权中国,国际大势和民心所向已经如此明朗,中共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正在逐渐蚕食着僵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除了谎言之外,后极权时代的独裁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它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即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

难以抗拒谎言的原因

而且,合法性不足的中共政权,面对急遽转向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也面对离开了“皇粮”也能自谋生路的民间社会,为了降低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的综合社会成本,它汲取了毛泽东时代和六四镇压的教训(希望胡温体制也能汲取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教训),即便想得到这点违心的承认,所依靠的主要手段,既不是意识形态蛊惑,也不是暴力镇压,而是用软性的利益收买取而代之,“花钱买稳定”已经成为当下政权的主要统治策略。凡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稳定和颂歌,中共很少会用刺刀和监狱,只有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才会施以暴力镇压。所以,后极权时代的国人,特别是自称精英的社会名流们,最难以抗拒谎言的原因,不是被动地慑于暴力,而是主动地屈从于利诱;寡头独裁们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和作为社会名流的各类精英,能够在面对威逼利诱之时,哪怕保持沉默,也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真话汇成反抗暴政的洪流

在当下中国,说真话的个人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毛泽东时代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真话,在当下中国的民间社会中随处可见。何况,社会名流说真话,即便受到某些压力,也不至于付出张志新和顾准式的惨重代价,甚至不至于付出民主墙时期的个人代价,而那些不知名者说真话则要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如果说,杨子立和刘荻等人至今仍然身陷囹圄的命运,昭示了不知名者说真话的惨重个人代价,那么,刚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的晚年行迹,特别是他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之夜写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则为社会名流说真话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示范。在此意义上,当一个社会给予某人巨大的名誉之时,根据社会声望与公共责任相平衡的责任伦理原则,作为公众人物的名人,理应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回馈公众对他们的厚待。在公共发言时,名人效应是他们说真话的最大无形资源,名人们向强权说真话,既能够对当权者施加较大的道义压力,也有助于拓展更有弹性的言论空间,鼓励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

在公共发言中向独裁强权说真话,其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也并非全然是负值。敢于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说真话的人,即便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也会得到无形的道义盛誉,特别是来自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奖励--逐渐成为由民间崛起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在六四事件上,丁子霖先生的一句真话,就在世人面前戳破了中共的弥天大谎,并由此得到了世界性的同情和支持,成就了持之以恒的天安门母亲运动,获得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人权奖,其中就包括这项“杰出民主人士奖”。

在眼下的SARS危机中,蒋彦永大夫的一句真话,就在世界上激起谴责谎言制度的舆论高潮,由此揭开了中国的疫情黑幕,逼迫中共政权不得不作出亡羊补牢的决策,也使国人看到了战胜天灾人祸的希望,提供了民间真话战胜官方谎言的又一范例。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中共当局把蒋大夫打入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使境内外数不胜数的献给蒋大夫的支持、赞誉和祝福得以在国内流传。大陆民间社会正在自发掀起的要求新闻自由的舆论热潮,就是对敢说真话的民间良知的最高奖赏。由此可见,在涉及到巨大公众利益的社会事件上,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而民间自发的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就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体制必将难以为继。

给向强权说真话的激励

我要强调的是,对于生活在一个冷漠而懦弱的独裁大监狱中的人来说,面对来自人性本身的每一点点善良和对良知的鼓励--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私下鼓励--也理应心存感激和敬畏。何况,我得到的这个奖励是华人社会中年代最久远、影响最大的奖。“民主教育基金会”从一九八五年的正式运行开始,就持之以恒地鼓励那些向独裁强权说真话的华人,以每年颁奖的独特方式参与着中国本土的政治转型过程。它给予身处逆境的诸位大陆人士的激励,无论是对于追求人性尊严的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仍然艰难的中国自由事业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相信,该基金会仍将一如既往地奖励向强权说真话的人们,直到中国真正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也变成言论自由的庇护地的那天。

我深知,作为独裁末世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苟活者,自知无法正面表达亡灵,但忏悔和赎罪,可以从反面表达。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狱中为六四亡灵写下的诗句:

攥住监室中的铁条
这一刻
我必须放声大哭
我多么害怕下一刻
已经欲哭无泪
记住那些无辜的死
必须在眼睛正中
冷静地插进一把刀
用失明的代价
换取脑浆的雪亮
那种敲骨吸髓的记忆
只有以拒绝的方式
才能完美地保存和表达

二○○三年五月于北京家中

(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载《争鸣》2003年6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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