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之死

一部中国近代史,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死,能比其他人的死更让我们震惊和悲痛了。如果我们的良心还没有泯灭,我们就应该为他而歌哭;如果我们还有泣血的能力,我们就不能不为他而泣血。

  宋教仁,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民主政治的旋风。他心怀民主的梦想,要耗尽自己的良知和才智,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宪政理想。只可惜,他错生在一个没有规则也没有人想认真遵守规则的国度里,只能在32岁的时候就攀上了人生的最高峰,之后戛然而止,惨然而逝。


  宋教仁有着丰富的政治知识和宪政修养。宋在南京孙中山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凡临时政府法令,多是他一手编成。冲锋陷阵,首倡起义,当然会位居元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会给人痛快淋漓的英雄感觉。可是打打杀杀过后呢?我们的国家到底应该怎么建设?我们的人民到底应该怎样走上富与强的路?破坏旧秩序是解恨的,而建设新秩序呢,那将会是多么漫长而痛苦?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初,自觉地担负起了这种责任。


  宋教仁有着坚定的民主理想和道德原则。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在讨论政体时,宋教仁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决主张实行内阁制。即民选总统,议会内部多数党党首任总理。可孙中山却声称,我可不愿谁把我放到神圣的位置上却干不了具体的事情。他不同意内阁制。他的声望毕竟大一些,同盟会同仁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实行总统制,即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


  可是等到南北议和成功,总统权力将要移交袁世凯之前,孙中山却又一改初衷,力主实行内阁制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然不认账。袁世凯从内心最深处无法容忍,没有他的允许,居然有人就会做说了算的总理。那我这个大总统又有个屁用?

  宋教仁的好朋友谭人凤说过:“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正是这个宋教仁,油盐不进。袁世凯送给他的西服,尺寸拿捏得非常精确,足见袁为了笼住他,也算是有了“三顾茅庐”的良苦用心。袁世凯又送给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可他却只用了二三百元,离京南下时即让赵秉钧交还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曾想让他出任总理,可是他不干,他只想通过选举的方式当个堂堂正正的不受总统胁迫的真总理。宋教仁一再放横,于是袁世凯动了杀机。

  但是对袁来说,杀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下决心的,何况要杀的又是人人皆知的精英人物宋教仁。

  一直到了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从老家长沙沿江东下,途经武汉、安徽、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在内心深处已经认定,自己的宪政理想就要迈开第一步了,他在杭州写下了这样的诗:“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语气中已明显流露出政府总理舍我其谁的气魄。


  袁认识到了,再不杀宋,自己苦心经营的独裁局面就保不住了,更别想做什么皇帝梦了。于是袁世凯终于下手了。时间:1913年3月20日。地点:上海火车站。凶手:武士英,山西小贩。联系人:应桂馨,上海无赖。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


  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我们已不可能指望能得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细节了。凶手武士英,在租界内的西捕房里一直活得好好的,可是刚转到中国方面的监狱,还没来得及仔细审讯,就自杀了。紧接着,幕后的主脑人物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被毒死。


  宋教仁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在北京,宋教仁一度是住在赵秉钧家里的,和赵有过多次的深谈。他们在谈些什么?宋的民主梦想曾为赵所理解吗?宋的人格从未给赵带来一点良心的冲击吗?当赵秉承袁的意思布置暗杀时,一边是袁的强力,一边是宋的人格,赵秉钧的内心可否有过良心的痛苦和心智的折磨?所有这些,都因为赵死于非命而湮没了。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一个小小的法官,居然敢捋老虎的须子?后来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灵,知道自己的一腔鲜血,换来的是这样一种结局,一定会给气得欲哭无泪吧?
  宋死,中国的一次民主萌芽被掐死了。连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神州真的与宋教仁俱沉了。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人物只出现一次,庸人和败类才可以批量生产。袁也许算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吧,袁世凯一死,中国马上进入没有皇帝却人人争当皇帝的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蒋介石以国民党的名义武力北伐,统一全国,这种所谓的成功,已经与宋教仁当初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了。
  回首这段历史,充塞满眼的,只有尘埃,那是权势者在黑暗中舞蹈。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鲜血的思想是不是也早已为我们所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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