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诗并非如该书编者所说是陈然烈士的遗诗。此事在多年前就已得到澄清，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
1948年4月，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1949年10月28日，26岁的陈然慷慨就义。
1950年代后期，在大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中，由罗广斌（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8月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后越狱脱险）、刘德彬（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6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越狱脱险）、杨益言（进步青年，1948年8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获释）合着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于195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写道，陈然被捕后，在审讯时，敌人要他写自白书，他“提起笔，不假思索，一气写出了心里想了许多遍的话”，即《我的“自白书”》这首诗。该书与《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回忆录一起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和青少年必读书，影响甚广。
1959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我的“自白书”》被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
次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囚歌》，选入了叶挺、罗世文、车耀先等烈士的遗诗，也选入了这首诗。
1961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我的“自白书”》变成了小说中人物成岗在敌人面前“高声朗诵”的诗，重庆版画家正威还为这一情节配了一幅成岗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挥笔书写诗句的插图……
因为《在烈火中永生》与《红岩》的影响，也因为这首诗激情澎湃，琅琅上口，感染力强，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出现在朗诵会、报告会、演讲会和一些文艺演出中，大凡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应能记得起这首诗中的几句。
然而，这首诗并非“革命烈士遗诗”。
还在这首诗出现后不久的196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产生了怀疑。
这样一首构思完整、语句精炼、韵脚整齐、节奏铿锵有力的诗，能是在敌人刑讯室里“不假思索”、“一气写出”的吗？敌人能允许陈然从容把这12行诗从头到尾写完吗？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岩》（后更名为《烈火中永生》）的导演水华就认为，这首诗与规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迹太重。陈然烈士的亲属也提出疑问：从不知道有这首诗，是不是在敌伪档案里新发现的？
面对这些意见，罗广斌承认：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的。因此在写小说《红岩》时，没有再用陈然的真实姓名，而改成了“成岗”。以后《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书中也就删去了这首诗。
但是，那时这事的真相只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联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少数人知道。在没有得到公开澄清之前，对广大读者来说，《我的“自白书”》仍然是“革命烈士遗诗”。
真相的公开，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绑架后在关押地不幸逝世。绑架和批判罗广斌的那派群众组织在批判中翻检出了这一历史公案，公开发表了《揭穿一个大骗局－－〈我的“自白书”〉之谜》，详细介绍了这首“烈士遗诗”的来龙去脉，明确提出，这首诗是罗广斌等人的“伪作”。但是，因为该文是派性斗争的产物，是在将罗广斌打成“叛徒”，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创作集体打成“罗杨刘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因此这篇文章所澄清的史实未能引起重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许多历史旧案得以恢复本来面目。1984年第1期《纵横》杂志，发表了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在更大范围内正式澄清了这件事。
峻晨谈到，1963年小说《红岩》再版前在京召开座谈会，他向罗广斌问起此诗是否有真迹保留、是如何从狱中流传出来的情况时，罗广斌回答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的遗作收录了。”事情至此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直到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中仍然将此诗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现在语文教材中是否还有，笔者未查），可见谬误流传影响之深远。而且，《纵横》杂志的发行量最多以万册计，而中小学语文教材却是以十万百万册计！
澄清史实的声音相比之下何等微弱。
现居成都的老作家胡元，向笔者提供了他写的一篇回忆稿，其中谈到罗广斌等人集体创作这首“烈士遗诗”的一些情况。1956年，胡元在重钢小平炉车间体验生活，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在南泉从事反映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文艺创作。胡元常去南泉看望他们，还曾为他们的写作以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形式来表现更好有过争论。有一次他去时，读到了《我的“自白书”》，胡元回忆：“我赞不绝口地说好，有气魄。杨本泉（杨益言之兄）说：'你是第一个读者，不要光说好，要提意见。'我说一定要提意见的话，就是最后一句缩短点儿，太长了节奏松散，力量气魄就减弱了。几个人才说都有这个感觉，我的意见客观，证实了他们的感觉是对的，要设法缩短。我便问是谁写的，杨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罗广斌，罗广斌笑着摇摇头。又猜是刘德彬，刘德彬也摇头。我就对杨本泉道：'那就是你写的了。'杨本泉平伸出双手摆了几下道：'大家写的，大家写的。'然后提出一个问题来：不知这样代烈士写一首诗恰不恰当……罗广斌又解释说，因发现陈然要写这么一首诗但还没来得及写，陈然又是才华出众能写出好诗来的，便作了这个决定把这首诗代他写出来。只不知恰不恰当。我说小说中，作者代人物写诗填词的多极了，有什么不恰当。谁知后来这首诗却首先出现在报告文学中……”这里顺便提一下另一首几乎与《我的“自白书”》齐名的《灵魂颂》，全诗只有四句：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这首诗及其背景也是罗广斌等人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都浓墨重彩地写到了的，说是江姐在狱中受酷刑折磨而坚贞不屈，难友们纷纷写信写诗向她表示慰问，这是慰问品中最有名的一首诗。自然，这首诗也被收入了《革命烈士诗抄》和《囚歌》。当年周恩来在看一次演出时，听到歌颂江姐的一个曲艺节目中演唱这首诗，还曾提出不宜用“苏菲亚”（俄国虚无主义者）来形容共产党人。可见此诗的影响之深广。
这首诗的确是由渣滓洞狱中难友创作的，但却并不是写给江姐的。
历史真相是，1949年新年前夕，已在白公馆狱中关押了8个月、起初表现甚好的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经不起黑牢生活的考验，不顾难友们的劝告，决定向当局投降。与他同时被捕的妻子关在渣滓洞女牢里，听说了丈夫叛变的消息，十分震惊，当被李出卖的地下党员进了渣滓洞、事情得到证实后，她决心与叛徒一刀两断，不让丈夫把她接出牢门，宁愿跟大家一起坐牢。她还给男牢的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心迹。这使难友们深为感动，纷纷向她表示慰问和鼓励。送给她的慰问品之一就是这首诗。这首诗出现的真实背景，在1949年12月9日《国民公报》第4版上连载的《我从集中营里来》第5节中有具体记载，该文作者署名“杨祖之”，就是杨益言。（编辑：刘曼）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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