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北京SARS带到了上海

4月15日,中国建工出版社的退休职工夫妇刘京和李华(均为化名)两位老人,登上了从北京开往上海的13次特快列车4号车厢,找到17、18座坐了下来。他们早就想到江南走亲访友,但是这次仓促成行,还是出于对北京传得越来越蝎虎的一种叫什么“非典型肺炎”的怪病的担心。

就在前天,4月13日,住在同一座楼103号的邻居兼过去的出版社同事,早不见面晚见面的张某,突然被送进了医院,说是被确诊为“非典”。次日,区疾病控制中心就赶来对103号进行消毒,并对张某的丈夫和孩子实施了隔离。楼里住户顿时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看来这病并不像卫生部张部长和北京市孟市长说的那么轻描淡写,什么“已经控制住了”,“北京是安全的”,“非典”已经侵入到身边来了!

老夫妻决定马上离开这座风险四伏的住宅楼南下避避风头。上了火车,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当然,他们当时没法预见:邻居兼同事张某,随后于4月20日死亡;他们更不知道,自己其实早已经被病魔盯上,虽然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这座楼,也没有逃出“非典”的魔爪。

记者从上海有关部门提供的线索查访到,这对老夫妻所住的楼,正是新闻社早就披露的那座楼:“新大都饭店后面,国家环保总局西面,二环路车公庄桥附近”的西城区朝阳庵甲11楼。


4月30日,上海市静安寺街道的社区居民在唱上海中山医院秦映云教授创作的《“非典”预防歌》。新华社记者张耀智摄(数码传真照片)

刘京与李华夫妇来到春暖花开的江南,兴致勃勃地到处参观,寻访故旧。于4月16日乘坐从上海南站至杭州的K823次列车(但后来他们记不清是哪节车厢),4月24日又乘坐从无锡至上海的T729次列车(1号车厢)……他们不断得到北京单位和邻居传来的消息:103号的那位张某病故了,丈夫和孩子也发了烧,先后入住地坛医院,这个家庭空了城,所属的展览路街道办事处辗转取得钥匙,由西城区疾控中心与地段保健科对住房里里外外消毒;随后另一位邻居,203号的女孩王某,4月27日也因为发烧进了医院。街道办事处对其父母实施了在家隔离,不让外出,生活必需品由王某母亲单位负责供应,生活垃圾由街道办事处定点定时清运;社区居委会每天对该楼公共部份消毒2到3次……刘京与李华庆幸地笑了:幸亏离开得早!但是到四月下旬,两人笑不出来了:他们先后感到了身体不适。

这个时候,上海的确诊非典病例只有两例,但中央开了关于防治非典的政治局会议,摘去了张文康和孟学农的顶戴花翎,上海党政领导已经知道人命关天,非同小可,决不能掉以轻心,正在动员全市上下严阵以待。

“五一”期间,感到自危的刘京与李华两人来到上海某医院就诊,被列为疑似“非典”病人。这一惊人信息被火速上报到所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百倍警惕的区疾控中心接报后20分钟立即派人赶到了现场,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他们被及时转送至定点收治医院──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此后经过3次专家会诊,相继被诊断为输入性“非典”。5月3日,东方网和中新社相继报导这个让上海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上海的SARS病例数字,就因这对夫妇转眼就翻了一番。

为了尽快查清夫妇俩的直接、间接接触者,争取在第一时间封堵一切可能的传染源,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在现场作个案调查,另一路则随时将查清的夫妇俩到过的地点、接触过的人员通知有关区、县疾控中心要求协查;还通报了这两位患者曾到过的浙江、江苏两省不少地方,通知他们采取相关措施。上海立即发布了4月15日13次列车、4月16日K823次列车,以及4月24日T729次列车的警报,请乘坐上述日期、车次的旅客,前往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登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指导其进行自我观察;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请尽快前往就近的医院就诊;目前尚无上述症状的乘客,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建议不要参加社会公众活动,并尽量减少外出。

5月4日,东方网报导:上海市卫生部门等已经对刘京和李华的42名“密切接触者”、63名“间接接触者”全部作了追踪调查,“密切接触者”将接受为期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间接接触者”将受到一般医学观察,病人在上海曾涉足的七个地点,都被严格消毒。

在北京,朝阳庵甲11楼已经十室九空。而203号住院女孩王某的父母,仍在家中隔离。北京的许多热心人士也在注视这座楼。记者、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创始人之一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也一直在调查这座楼,于美国时间5月5日晚介绍了她的调查经过及声明。

汪永晨说,5月3日,她打了很多电话:北京市防非典办公室、西城区防非典办公室……西城区防非典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说,为这事他们已接到很多记者的电话,而且王歧山代理市长办公室也来电话过问了此事,因为有媒体的关注,他们很重视。现在展览路街道防非典办公室对此事已做了处理”。

汪永晨还说,通过电话,展览路街道防非典办公室的贾主任告诉我:一楼现在已经去世的那个人,住院后不知为什么又回过一次家。后来家里的其他两人也开始发烧,因而引起邻居的恐慌。而那是在四月初(实际应为四月中旬──记者),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病情的发展,家里其他两人也住进了医院,并对其家进行了消毒。二楼那家的情况是,除女儿确诊为非典住院了,父母没事,挺好的。他们天天都在过问。也给此家消了毒。现在他们都在家中隔离。

汪永晨把电话拨到了这家。“这家女主人告诉我:女儿4月25日发烧,但并不咳嗽,所以每天到北大医院点滴,27日高烧后透视发现肺部有阴影,才收住院。他们夫妇曾经低烧37度4,吃了药后,现在已经好了。街道通知他们在家隔离,每天由单位给他们送吃的。在他们的要求下,家中也已消毒。因为邻居们害怕,家里的窗户都关上了。地漏也自己堵上了,垃圾有人定期拿走。目前让她不放心的是,天井还没有消毒,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病毒从一楼传到他家的渠道。我问是不是需要我向街道防非典办公室的人说说。女主人说:那也好。”

关键是她对汪永晨说的这句话:“目前好像楼里多数人都躲走了。”

汪永晨声明:我“只是希望在这一非常时期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楼,帮助住在这个楼里的我的朋友及他的邻居。这也是做为一名记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在尽自己应尽的职责,把事情的真象调查清楚,以利于问题的解决。现在,调查还在继续。在调查还末结束前,我不会做出任何结论。也不希望有人在看到信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

这位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获奖无数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已经很好地尽到了职责,更多的人,北京、上海乃至新闻社的记者,正在更大的范围投入调查。

记者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了解到,“目前北京各有关方面正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非典型肺炎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的通告》,以有效控制非典型肺炎的扩散,彻底切断感染传播途径”。

但愿如此。不过,这样的表态,并不能完全消除记者的担忧。例如:刘京和李华所住的西城区朝阳庵甲11楼已经出了四个确诊为“非典”病人,另外还有人发烧,这难道不使人不祥地联想起香港淘大花园E座大楼?“好像楼里多数人都躲走了”,躲到哪里去了?是否都查清了?是否会像刘京和李华夫妇俩一样躲到外地,到头来却使上海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非典”扩散开来?

据中新社报导:5月5日上海又增加两例“非典”病例──又是一对夫妻,又是来自“北方某‘非典’发生地区”,他们于4月24日与儿子和女儿一起驾车南下,25日从江苏进入上海,进入时测量体温正常。但当天下午丈夫就头痛发热,28日到医院被收治,诊断为疑似病人,转入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其妻子于5月1日也出现发热症状,经会诊,确诊为“非典”患者。

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的观察名单上,又得列入与他们有过直接接触的50人和间接接触的1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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