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萨死、二二八与六四死亡人数
中共这次瞒不住了,撤了卫生部长后公布的萨死(SARS,非典型肺炎)数字突然高了九倍。我们不禁会问:有朝一日“六四”死亡人数官方会不会也突然增长九倍?中共这次骗不了人,是因为世人同受其害,无论是国内本来相信党的宣传的诸多“良民”,还是本来和中共八竿子打不着的世界各国的旅客、商人等等。如果没有洋人的压力,国人的生命在中共眼中本不算什么。整整半年时间,中共为了十六大和“两会”期间“稳定压倒一起”的政治目标,不惜欺骗在前(对广州民众的恐慌“辟谣”),说谎于后(编造谎言企图蒙混过关,卫生部长成了瘟疫部长),结果都于事无补,弄巧成拙,全世界人神共愤,一致谴责,于是在卫生部长刚刚胡说一通之后,副部长只好出来再说一通,只是副部长提供的数字比部长突然高了九倍。
这让我联想到三件事。第一件是中共谎言系列的制度化,对所有需要达成“稳定压倒一起”的政治目标的数字都对民众刻意欺瞒。政治方面,土改、三反五反杀死多少万中共如今摇身一变而成的有产阶级,“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饿死几千万人,文革害死几百万人……统统都曾是国家机密,且至今没有确切答案。连本来和政治较远的卫生疫情,也一直是中共“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敏感区。实际上,中共的经济数字也同样难以让人相信,诸如下达“今年增长率保8%”之类的政治任务,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亩产十几万斤”或钢产量“超英赶美”之类的豪言壮语和随之而来的几千万人的饿死。唐山地震、河南爱滋村、芳林爆炸案、煤矿爆炸案、南京中毒案……不一而足,所有数字都要隐瞒一番。
第二件是中共对六四伤亡人数的刻意隐瞒。这次卫生部长张文康等人很象六四前后陈希同和袁木的角色。袁木被赠雅号“袁二十三”,就是因为他说北京六四屠杀只死了二十三个学生。这个谎言不仅被后来中共新的数字揭穿(就象这次“康十三”被副部长的数字揭穿一样),尤其是光依靠民间单薄的力量收集的丁子霖名单中的有名有姓的学生就是这个谎言数字的数倍。这次的“康十三”及北京市长孟学农与六四的“袁二十三”及北京市长陈希同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尤其是两个北京市长都是上海帮头目江泽民为了铲除异己的替罪羊。
第三件是中共六四与台湾二二八伤亡人数的对比。二二八大屠杀的受难者人数,当年的国民党一直坚称只有数百人(其中一个常被引用的说法是台籍人士只有四十三人死亡,和“袁二十三”、“康十三”简直如出一辙),而许多人在很多年内也一直以为受害者人数在二千左右,譬如《纽约时报》当时就是这样报导的。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二二八真相揭晓后,大家才得知受难人数竟高达二万多![注1]这是“数百人”的几十倍,更是“四十三人”的五六百倍!由此可见,专制政权的特征就是撒谎,而中共在宣传(有组织的撒谎)方面,没人会相信比国民党差。有朝一日“六四”死亡人数官方会不会也突然增长9倍、19倍、190倍?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作为参考,兹抄录64memo.com据各家报道整理的六四伤亡的十六种说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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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或个人 时 间 死 伤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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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人员 六月四日 死二千七百人伤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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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医院发言人 六月四日 死二千六百人,
其中一千人为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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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 六月四日 从医院得到消息,最少有
(联合报/06-05/2版) 两千群众及学生在军队冲
突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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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斌(被判10年) 六月四日 广场死二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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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六月六日 军队伤五千多人。
戒严指挥部发言人张工 群众伤二千多人。
军队和群众死约三百人。
学生死二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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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六月七日 死几十名解放军,发生了
一些伤亡,但多数是解放
军和武警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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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生 六月七日 死四千多人、伤三万余人。
自治会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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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六月七日 死二千人以上、
伤三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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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 六月八日 二百多到四千,
具体数字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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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情报人员(法新社)六月九日 死难人数可能多达七千人。
(联合报/06-1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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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首席助理 六月九日 死逾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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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开希 六月二十八日 广场死亡数以千计,
北京,我想数以万计,
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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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争鸣”月刊 六月三十日 市民和学生死亡一万零四
(联合报/07-01/4版) 百四十人,受伤两万八千
七百九十人。
六四凌晨一时到七时,在
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
和前门,死亡人数八千七
百二十多人。
军警数十人死,六千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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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长陈希同 六月三十日 死二百多名民众(包括36
名大学生),民众三千多伤,
军警数十人死,六千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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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禄 七月十二日 亲眼所见,以人格担保,
(联合报/07-14/2版) 广场上至少死亡数百人,
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则在二
到三千,以后无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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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公安部 九零年七月十日 全国九百三十一人死亡,
(争鸣记者罗冰) 二万二千余人受伤。
(九六年报道) 北京市五百六十八人死亡
(群众五百二十三人死亡
军警四十五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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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二二八死亡人数台湾官方数据是“一万八千人~二万八千人之间”,见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1992年2月。该报告由学者组成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独立完成,主要依据人口学家陈宽政(中研院社会学所资深研究员)的推算,并经中研院院士刘翠溶核实。据参加该小组的另一位中研院研究员介绍,陈宽政的结论是“二万五千人左右”,后来官方报告只采用了他的下限和上限,即“一万八~二万八”。这个下限还可被以下两个依户籍资料推估的数字印证:省政府民政厅长蒋渭川,1950年,17,000~18,000人;李乔《台湾二二八研究之片段》,1991.12.29,18,646~19,646人。
2003.4.28起草,
2003.5.6修订。
海纳百川(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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