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至4月1日：流言成真
北京市发生非典型肺炎的消息首先是在网上流传的。
3月中旬，网上关于“北京流行‘非典’”的帖子陆续出现，有的还言之凿凿地列举出接诊患者的医院。多数人起初视之为谣言。关于“非典”的报道，曾在今年2月集中于广东，之后逐渐降温。人们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然而，3月26日，新华社突然刊出报道：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本地没有发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型肺炎的官方报道。
国际上的反应并不像官方的表态这样轻松。记者了解到，世界经济论坛原定于4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中国企业峰会已经推迟，而英国滚石乐队在京演唱计划也已取消，原因不言而喻：躲避“非典”。
3月15日后，世界卫生组织逐日发布全球疫情通告。就在3月26日北京卫生局发表声明的当天，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广州流行的非典型肺炎，正是如今肆虐全球的SARS。
其后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被定为疫区。
▲4月2日：卫生部长出镜
4月2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首次披露中国的疫情：“截止到3月31日，中国的内地总共发病1190例，现在已经出院934例，死亡46例。”
接着张文康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透露：截至3月31日，北京发现12例输入性病例,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已及时采取措施，病原没有向社会扩散，也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
关于对病源地的看法，他认为，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病因还没有最终查明，所以不能确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来自何方。“那种认为某个地方发现病例较早就是疾病发源地的说法不够科学。”
张文康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前的当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决定：把控制疫情作为当前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卫生部部长为组长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由国务院副秘书长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很快，对于“非典”疫情的关注升级到国家领导人层面。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政府开始直面公众谈论“非典”问题。
▲4月4日：国家旅游局
官员谈“旅游劝诫”
鉴于一些国家政府就中国非典型肺炎发出旅游劝诫，4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在外国(地区)驻京旅游及民航企业代表处人员参加的吹风会上说，截至目前，中国国家旅游局没有接到一例旅游者感染上非典型肺炎的报告。
他问参加会议人员：大家不都是很健康吗？北京市市民不都是很健康吗？大家可以想一想，非典型肺炎在广东最初的病例，可以追溯到三四个月前，而在这几个月间，每月到中国大陆旅游的人都有七八百万，在座各位所在的公司都组织了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旅游者来中国大陆旅行和旅游，有几个人感染上了疫情？
▲4月6日：国际劳工组织官员病逝
6日下午，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出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患“非典”在北京去世。
据介绍，阿罗3月23日搭乘泰航班机抵京。3月28日出现发热、干咳，即去诊治。4月2日由国际救援中心以怀疑非典型肺炎转入北京地坛医院。4月3日病情加重，确诊为重症非典型肺炎。4月5日病情恶化终致不治。
一个外国人，罹患非典型肺炎客死北京，不能不使人对北京疫情的程度产生许多想象。尽管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强调阿罗是输入型病例，“北京不存在非典型肺炎流行问题”，但知此消息的公众依然存疑。毕竟，泰国仅公布了七例SARS，全部是输入型病例。而且，据报道SARS的平均潜伏期是三到四天。
同日下午，温家宝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型肺炎蔓延。
▲4月7日后：传闻潜行
随着北京疫情日现，传闻也日盛。
清华大学BBS上出现了两篇文章，一则称北京联大商务学院一位同学和三里屯某小学一位学生患病，随后所在班停课。另一篇文章则转载了中关村大厦内日本NTTDATA公司的内部电子邮件，称一名员工4月6日染病，公司4月8日到4月14日放假。
记者致电公司NTTDATA总经理乔学臣，得到确认。但三里屯某小学和北京联合大学防治非典办公室一位姓尹的男同志坚决向记者否认了有学生染病的传闻，称“完全无此事”。
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舞，地坛医院、积水潭医院、北大医院、协和医院、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纷纷传出收治病人的消息，而且有的医院“病床都住满了”。记者到各院采访，往往遭到婉拒。
根据4月8日卫生部公布的疫情，截至4月6日，北京发病19人，死亡4人。但多数人相信。这个数字并不准确。此时，本地媒体已经出现各种关于医护人员奋战病魔的报道，从其人数，从其辛勤，足证患者不在少数。
北京的紧张气氛逐日升温。大街上，时有戴口罩的身影；医学专家纷纷在媒体上献药方；药店里口罩和板蓝根走俏。
最具有杀伤力的“传闻”由美国《时代周刊》曝出。4月8日，该刊引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蒋彦永医生的署名信，称他所知的一家军队医院的患者就超过官方公布的人数，并批评中国卫生部门隐瞒SARS疫情。这则报道成为境外记者质疑官方数字的导火索。
4月11日晚，记者在301医院干休所的一栋高楼里见到了蒋彦永医生。蒋原为301医院的外科主任，退休后返聘为该院专家组成员。现年72岁，面色红润，声音洪亮。这位有着51年党龄的老军人证实该信确出自他手，寄信时间是4月4日和5日，最先寄往凤凰卫视与中央四台。
▲4月9日至12日：
质疑“有效控制”
4月9日下午，离粤返京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考察结果。开会半小时前，偌大的房间已经被100多名国内外的记者挤得水泄不通。然而记者们的兴趣并不首先在于广州，而是北京疫情。
世卫组织专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们的相关问题。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了专家组的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其他卫生体系不够完善的省份，无法像广东那样迅速和有效地面对SARS的挑战。比如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的扩散。”
这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明确批评。之后两天（4月12日），世卫组织再次将北京列入疫区，并宣布将派一个专家组来中国，和广东与北京、上海分别合作，解决申报系统的问题。
同日，国家旅游局向中国528家具经营出境旅游资格的旅行社发出公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情报告，鉴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为非典型肺炎疫区，为保证公民出国安全，从即日起，停止向上述三国组团。
在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上，疫区并不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
人们还很快了解到，4月8日开始，马来西亚加强了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越南、台湾及加拿大游客的旅游限制。泰国则宣布对自中国归来的人隔离两周。
在这一天国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着广东省非典型肺炎防治指导小组组长要职的钟南山坦率质疑了“有效控制”之说。他说：“在医学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病源都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
▲4月10日：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针对外界的怀疑，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坚持强调，中国通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报告是可信的。他强调了一个概念，北京公布的22例“是现在能够确诊的病人”。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也解释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把非典型肺炎诊断分为诊断病例、疑似病例和医学观察的对象。”
“确诊”、“疑似”、“观察”，这些过去医院术语此后渐渐为人们耳熟能详，并成为公布数字和人们感觉的差异的一个解释。
同日，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也表示，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这天下午，记者赶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访了现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秘书长，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疾病控制处处长苏崇鳌。
谈及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机制的问题，苏崇鳌认为主要是人力和财力不足。人力是指目前既有传染病知识、又富现场处理经验的专家十分紧缺。财力不足则是老生常谈。“做调查和监测很需要钱的，没有激励怎么让人家干？”苏崇鳌说。
除了人力和财力的不足，地方官员对政绩的追求也是疫情报告无法及时准确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心的另一位传染病预防专家说，对瞒报疫情的惩罚机制也不太明确：“他可以解释说是医疗水平不高，没有查出来。”
在这个中国最高抗疫指挥部里，没有任何人戴口罩，感受不到太多的紧张气氛。
▲4月11日至15日：北京总动员
4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来到北京，重点考察北京SARS病例的申报系统问题。
这时的北京，和10天前的气氛大不一样，给人一种熟悉的“全民动员”的感觉。北京市卫生局宣布，市一级疫情控制措施已经启动，以控制传染源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综合防治措施。卫生部门从2月12日即开始在全市11家三级医院设立非典型肺炎监测哨点，3月初又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建立了监测哨点，进行疫情监测并定时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监测情况，并建立了每5天向社会发布非典型肺炎信息制度。
4月13日，高规格的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到会讲话，他说，预防、治疗和控制非典型肺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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