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记者汪永晨:北京抗疫新闻和实情差距太大

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记者汪永晨今晨给朋友发电子邮件,披露关于北京对抗非典瘟疫的情况与当局所公布、新闻媒体所报导差距太大:中国建工出版社一位朋友说他住的“一个楼里,一人已经死亡,一人住院,四人发烧,可这个楼的人还在自由出进,医院还坚持让发烧者回家。楼里士只好在这家人门上贴了张纸,说此家有‘非典’,但立刻被街道的人给拿下,还说是‘扰乱人心’”。

她接到消息立即打电话给北京电台、《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媒体的记者朋友,请他们查证采访或者反映,却都无功而返。不得已,通过电子邮件向朋友们通报。

汪永晨在中国是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著称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获奖无数。1994年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获中央电台优秀节目一等奖,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的广播节目获1996年中国广播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998年夏,汪永晨随中国女子长江源科学探险漂流队进入长江源区。采访后制作的广播特写《走向正在消逝的冰川──寄自长江源家书》获亚洲太平洋广播电视联盟广播节目大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建台以来,在亚广联节目比赛中,只获得过两次新闻信息类节目大奖,这两个节目都是由汪制作的。

1999年开始,汪永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环保热线》、《动物天地》和《走进绿家园自然保护区》等栏目。

1996年,汪永晨和朋友创办“绿家园志愿者”民间环保群体,在中国开展了民间观鸟、“领养树”、沙漠植树。1999年,汪永晨获得由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地球奖”。她将2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绿家园志愿者”教育基金。

她的高度责任感,使她写下的这封信具有非同寻常的分量。多维全文发表她的信如下:

各位朋友:

今天早上我接到中国建工出版社一位朋友的电话,说他住的那个楼,已经死了一个他的同事,那家的其它两人也发烧,但因为不到38度,医院不收。而前两天他们楼上又有一位女孩被确认为非典住院了,家里的其他俩位也有热度,但医院还坚持让他们回家了。楼里的人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家人门上贴了张纸,说此家有非典,但立刻被街道的人给拿下,还说是“扰乱人心”。

建工出版社已经死了人,和那人密切接触的人有十几个,但没有任何隔离措施,头头只 戴着口罩到死人的办公室看看了,还继续让各位坚持工作岗位。死于非典的那位所住的楼旁也有香港桃大花园一样的问题,下水道上溢,可这事到现在还没有人过问。

朋友来电说:一个楼里,一人已经死亡,一人住院,四人发烧,可这个楼的人还在自由出 进,这和目前新闻媒介的报导差距也太大了。

接到这个电话后,立刻开始了我的行动。在我的记者朋友中,我第一个打给的是北京电台的×××,他立刻给市长办公室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查查”,到现在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回音。

另外两个电话,让我在这就不提他们是什么媒体的了吧,(他们)说汪永晨,你也是老记者了,还不知道这里的事吗,现在北京比你说的这事严重的多了去了。然后我又打电话给凤凰台的朋友,她让我给市长办公室打电话,说昨天他们的记者陪了一天王歧山,说有事就打市长办公电话一定会解决。我说我打了半天,老是占线,这位朋友说他会转达在北京采访的他们台的记者。

我又给《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的朋友打电话,已经好几年了,我订南方周末。接电话的朋友,马上要了为我提供信息的朋友的电话,并立刻开始他们的详细的调查。此时调查还在继续中。从南方周末的朋友处我还听说,这几天他因为是领导在北京办公室接到无数电话,特别是外地读者的电话中,多是讲外地现在对此事的处理实在让人遗憾或是气愤。北京一位因发烧被强行收住304医院的人出院后给他们打电话,既不敢说自己的单位,也不敢说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作为疑似病人,住院期间还是两人一屋他也不知道那位是不是就真是。而且住院期间也根本不像媒介说的那样,他的亲身经历是,根本就没人管他们。

这个电话中,《南方周末》的朋友说,现在北京的作法是,各单位和街道要负责所管辖地段出了隔离人群的各种费用。如果是这样,不知道建工出版社出了这么多死亡、住院、发烧的人后,此楼仍还不封的原因所在。

此信,只是基本事实。未加评论。

那座可怕的楼地址为:新大都饭店后面,朝阳庵甲11楼6门。国家环保总局西面,二环路车公庄桥附近。

写此信,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让更多的人知道此楼、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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