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的病例一下从37上升到339,作为人民公仆的高副部长,哪怕是透露一点儿政府做错了的表示也好,他没有。他打的是地地道道的官腔,百般狡辩,归咎客观原因,毫无认错的诚意。
虽然中共作出了处理“非典”最重大的策略调整:解除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党职。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次的撤官行为不过是中共历史上用“替罪羊”来转移视线的故事的翻版。
高强说,数字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非典型肺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诊断比较困难,从收治到确诊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北京市医院之间缺乏有效联系,没有全面准确统计;三是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
北京退休军医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在看了卫生部长张文康4月3日有关北京只有“12例,死亡3例”的报导后,非常愤怒。告诉外界,认为他知道的309医院就有起码“60例,死亡7例”。而这事被后来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实地调查所证实。
那么这“60例”被忽视是不是由于高副部长所罗列的3大原因呢?
1、从收治到确诊需要一个过程
不成立。309医院早已确认他们是“非典”。
2、北京市医院之间缺乏有效联系
不成立。这60人都在309医院的同一病区,还要跟谁“有效联系”?
3、准备不足,要求不明确
不成立。“非典”成了国际焦点,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要求报告病例,要求非常明确。不过,309医院得到的“明确要求”可能是──尽全力封锁消息,确保“两会”顺利召开。
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信势但但宣称,“北京还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4月10日卫生部付部长马晓伟一口咬定,“这个数字目前是准确的”,“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珍的病例”;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在同一会上扬言“今后诊断病例的数字会越来越少”。
很显然,他们是明明白白地在向全世界人民撒谎。
今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作为“替罪羊”免去了职务,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中共认错的诚意。
历史上中共祭出的“替罪羊”多的去了。在80年代,因为铁路事故,森林大火,有过几起因为□忽职守而丢官的。到了江泽民时代就只剩下利用腐败来打击政治对手的残酷斗争了。历次政治运动,都有“替罪羊”被搞了下去。十年文革浩劫,让“四人帮”扛了过去。其实从高官到平民,文革中参与多多,却鲜见有人出来思过反悔。这样的民族,如何又能抵档再一次文革的来临?事实正是如此。当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其现代化了的宣传攻势更甚文革时,又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呢?事实上,有“替罪羊”可祭,还表现出当权者拥有压住局势的信心;在法轮功问题上,连一个“替罪羊”都还不敢祭出来,因为那是江泽民直接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战争。
就如同那个偷东西的小孩,他学到的是,下一次如何偷得更好而不被发现。中共得到的也许就是同样的反面教训──如何在今后的撒谎中做得更完善,而不被外界抓住把柄。“非典”的国际化对于中共算是新课题,使得惯用的隐瞒术砸了锅,而今后对于国内问题的封锁隐瞒,也许更加彻底。
这一次的“非典”临阵撤官,中共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将拭目以待。(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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