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原来有这么重要！这的确大大超出了中国人的意料。众所周知，党的各级喉舌长期来一直注重宣传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党的真理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委主席最值钱。党如果不发动战争怎么能夺权？怎么能在中国推行德国和俄国人发明的优越制度并保证这些制度永远牢牢地控制着华人？在党的喉舌的长期教育下，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比较喜欢谈论战争的谋略胜败。很少关注战火给平民造成的灾难。党内那些被称为“伟大”、“杰出”的领导们，都具备“不怕打烂坛坛罐罐”非凡气魄。所谓坛坛罐罐，就是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成功第一，胜利第一，老百姓的骷髅，筑成了他们通往权力宝座的凯旋门。
如今党的喉舌突然良心发现，连带使很多中国人也认真关心起遭到战火威胁伊拉克平民了。这的确是中国50多年来最重大的良心发现事件。这意味着中国的平民也有可能摆脱其“坛坛罐罐”地位而多少获得一点珍惜。我们高度赞扬党在良知上的显著进步。
我们同时希望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界人士用这已经发现的良心重新评价历史，以便正确面对未来。比如，能否用珍惜平民百姓生命财产之心，重新评估并纠正以往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突然发现的良心能否使那帮津津乐道于“打烂台湾”的英雄们有所反省？能否使那些激昂的中国反战义士们定下将来去制止用导弹屠杀华人的决心？
下面摘录张正隆的“雪白与血红”中的一段。联想到今日，美英军队带着救济物品去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尚且遭到人民日报的谴责的话，那么对于当年解放军用活活饿死几十万平民的方法去“解放”长春的历史是不是也该有所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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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兵不血刃”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份，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份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份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份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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