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曾经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让我对这些作品感到亲切的原因之一,是对“文革”的歌颂最近几年又时有所闻。这种歌颂有时是以佶屈聱牙、绕来绕去的“学术语言”表达的,有时则是直着嗓子、通俗易懂地喊出的。所谓歌颂,当然是极力强调“文革”的“成就”、“好处”。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对“文革”的歌颂,原因应当是很复杂的,歌颂者的心态、动机,也都并不相同。其中的一种因素,恐怕是记忆在作怪。人的记忆有选择性。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不可能记起过去的一切。有些事情被我们记起了,但更多的事情被我们遗忘了,而被遗忘的事情与被记起的事情,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回忆过去时,我们还会放大和虚构一些“往事”。当有人在那里回忆他昔日的荣耀时,经验告诉我们,这是要打折扣的,甚至是根本当不得真的。例如,当有人向你炫耀他多年前曾赚得过一壶美酒时,你应该想到他或许是用两壶血汗的代价换取的,那酒也很可能只有半壶,而且是他人酒席的上剩物。今天的一些人对“文革”的“成就”、“好处”的回忆,也应该作如是观。那些被认定是“文革”的“成就”和“好处”的方面,有的,从现代文明角度看,仍然是一种灾难和罪恶。有的,如果孤立地看,确乎具有正面价值。然而,这一点枝节性的正面价值,却是以整体的、巨大的灾难和罪恶为代价的。最近一些年,社会治安不好,有人便怀念“文革”时期的社会治安来,他们说,“文革”期间,“至少社会治安”是好的,他们甚至不惜使用“夜不闭户”这种夸张的说法。应该承认,“文革”期间,刑事发案率确实明显比今天低,偷盗抢劫一类事确实比今天少。然而,这却是以整个社会死水一潭、人人都生活在一种日常性的恐怖中为代价的。

在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中,有一篇是已故作家张弦的《记忆》。小说先写了在作为“文革”前奏的“四清”时期,一个普普通通的放映队员的悲剧。放映队的放映员方丽茹,因为被师傅的求爱信弄得心神不宁,“把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的纪录片”倒放了几秒钟,这便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年轻的方丽茹采取喝汽油的方式自杀,但未遂,又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这种倒放不会被认为只是偶然的失误,而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师傅的求爱信当然也来会作为事情的原因。人们找到了事情的更“深刻”的根源：“现在已经查明,她的父亲在上海教书,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她的一个舅舅是公社会计,四清对象。……有人揭发,她曾说过‘农民生活还很苦’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人揭发,她在不久前对人说她舅舅是个老好人,公然搞抗拒四清运动……”于是,在大会上宣布了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开除团籍、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农村监督劳动。”接着,小说又写了宣传部长秦慕平的故事。在方丽茹事件发生后,秦慕平是把这视作“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表现的,是把这当作“阶级斗争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例证的,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就是他这个宣传部长主持做出的。然而,几年后的“文革”期间,秦慕平却重蹈了方丽茹的覆辙。一次,他用一张废报纸包了一双旧解放鞋。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接见某外国代表团的合影”,他没有注意到,但“群众专政队”却注意到了,于是,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用宝像包破鞋”。成了“现行反革命”后,秦慕平对旧报纸的用途有这样的思考：“用旧报纸包东西,本来是极平常、极自然也极合理的举动,为什么竟成了弥天大罪
?报纸总是要经常刊登领袖照片的,用来包东西有罪,拿去卖掉或者烧毁岂不更有罪?收藏起来不也会发黄?……”堂堂的前宣传部长,想了半天,也未想出一个妥善处理刊有领袖照片的旧报纸的办法来。

张弦写的故事,对于每一个“文革”期间已经记事的人,都不是天方夜谭。那是一个一不小心把影片倒放了几秒钟就会大祸临头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人为如何处置一张旧报纸而绞尽脑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在一种日常的恐怖之中,恐怖弥漫在空气中,渗透在心灵里,成为人们日常心绪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代,社会的“治安”能不好吗?不过,应该指出,那个时代社会“治安”的“好”,也只是今天一些人的回忆。那个时代的各级当政者和公安机关一定未曾感到过治安状况的“好”。因为那时偷盗抢劫一类刑事案件虽较今日为少,但各式各样的政治案件却层出不穷。光是查所谓“反标”,就让那时的公安人员耗去了多少心力呵!

我之所以谈到张弦的《记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与如何处置旧报纸有关的故事。我自己也曾在那个年代为一张旧报纸而胆战心惊过好一阵子。但在讲述这个关于旧报纸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讲几个其他的故事。

1973年,好像是在秋天,上头的一个杂技团下乡来演出。这是极稀有的事,整个“文革”期间,我记忆里也只有这一次。那应该也是我第一次看杂技表演。人们当然都很兴奋。农村的演出照例在晚上进行。场地是公社中学的操场。操场四周挖有宽约一米、深约一米半的沟,取出的土堆在里侧,形成一道土坝,坝上种着一种我们那里叫做芭茅的植物。这种植物叶片很锋利,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一道口子,人们在房前屋后种它,以作篱笆之用。我之所以对杂技团来表演的年份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那一年我刚进入这个中学读书,也曾参加过操场边上的挖沟劳动。那时,我父母是离中学几里外的一个大队小学的教师,我们几个孩子随父母住在这个小学里。演出的那天,晚饭后,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妹妹来到中学操场。几盏大汽灯把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沿土坝内侧已坐了好多人。入口处,有几个背着枪的民兵守着。并不卖票,他们也并不是查票,但有“可疑”的人进场,则会盘问一番。我们一家五人进场后找一处地方就地坐下,等着开演。但等了半天,仍不见杂技团进场。我那时是坐不住的人,这样长时间的枯坐,心里不免有些烦躁,不知怎么就脱口说道：“怎么还不开始,这弄得像坐牢一样。”话音刚落,父亲厉声喝道：“你瞎说些什么!”说是厉声,其实声音并不高,但语气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一种让我的心灵为之一寒的东西。我小时候是家中最顽皮捣蛋的孩子,别人不敢上的树我上,别人不敢下的河我下,受父亲责骂也就是家常便饭。但以往父亲的责骂里,没有今晚我感觉到的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能感到他气得声音发抖,但也没有今晚我感觉到的这种东西。我抬头向父亲看去,那脸色也让我感到陌生,脸上不只有我极熟悉的愤怒,还有一种我此前没见过的神情。我小时候挨过父亲那样多的骂,甚至打,独有这一声喝斥和喝斥时的脸色给我留下极强烈的印象,就因为父亲的声音中和脸色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异样的东西。

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父亲那晚声音中和脸色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异样的东西,是恐怖。当我不知深浅地把这样的观看演出比作坐牢时,父亲心中产生的与其说是对我的愤怒,毋宁说是对可能招致的灾祸的恐怖。那时候,我的这种比喻,就足以被视作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据此就完全可以被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数米外就是背着枪的民兵,如果这话被他们听见,他们当场就可以把我带走。当然,我那时还小,那么,主要的罪责就会由父母来承担,一场灾难就会临到全家的头上,父亲怎能不恐怖呢?

如果说这次的遭父亲责骂是因为我的“瞎说”,那在“文革”期间,我因为“瞎写”而招致父亲呵斥也有数次。记得一年元旦,天下起了大雪,很快地上就积起了厚厚一层。我喜欢下雪,站在屋檐下,看着飘飘扬扬的雪花,心情很愉快,有一种想干点什么的冲动。左顾右盼之际,墙角的一把大扫帚映入眼帘。我抄起扫帚,在雪地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我对自己那天发挥出的“书法水平”很满意,写完后,把扫帚十分潇洒地一扔,后退几步,歪头欣赏起来,这时,父亲的喝斥声从背后响起：“你瞎写些什么!”我的好心情一扫而光。但内心十分委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公社里各个单位的大门上方不都贴着“庆祝元旦”四个字么,我在雪地上写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还有一次,我拿个粉笔头,在学校厕所的后墙上大大地写上“侧所”二字,恰好父亲路过,又是一声痛斥,我看看父亲的脸,再看看我写下的字,“恍然大悟”父亲为何愤怒,原来我把“厕”写成了“侧”于是连声说“写错了,写错了”,边说边抬手去改,哪知父亲骂得更厉害了：“叫你不要瞎写,你还要瞎写!”这下我便彻底糊涂了。不是因为写错了字而骂我,那是因为什么呢?在厕所的墙上用粉笔写了“厕所”二字,就值得发这么大的火么?

也是在许多年后,我又一次回忆起当年的挨骂时,才明白那时父亲发火的原因。这原因仍然是对灾祸的恐怖。那是一个不能随便说话和随便写字的时代,多少人就因为不经意说“错”了一句话和写“错”了几个字,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父亲一再对我痛骂,无非是要我从小养成不“瞎说瞎写”的“好习惯”,这也是“从娃娃抓起”的意思。写到这里,我想到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这篇文章里说到的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一次“文祸”。那时,尚是中学生的他,因为在报纸上随手写了三个字,便引来很大的麻烦,成为“小牛鬼蛇神”。写到这里,我也想起我的一位师长。这位师长说话速度很慢。有一次,他终于告诉我,他小时语速极快,但从50年代起,就养成了开口说话前,都要先想好的习惯,从此,语速便变慢了。使得他语速变慢,也是恐怖。而且恕我在此不敬,我觉得这种恐怖,已经像他变慢了的语速一样,成了一种习性,很难说已经从他心中消失。有一次,在他的书房里聊天,她女儿也在。与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女儿语速极快。当他女儿噼里啪啦说了一通什么后,他沉着脸教训道：“你这样说话快得像机关枪,总有一天要被人用机关枪扫!”我一下子想起小时父亲对我“瞎说瞎写”的责骂。我当时想,那是在“文革”时期,而现在已是80年代后期了呀,还有必要连语速也“从娃娃抓起”么?

也许有人在回首“文革”时,会说,我们并没有感到那种强烈的恐怖。固然有不少人在“文革”时期遭受了磨难,但更多的人还是生活得平静的；固然有一些人在“文革”中死去,但大多数人还是活下来了,其实,正因为那种恐怖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总是以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了的；正因为恐怖成了那时代人们的一种十分“正常”的情绪,所以我们往往在恐怖着却并不知在恐怖。萨特的散文《占领下的巴黎》,对生活于德军占领下的巴黎市民所表现出的日常性的恐怖,做了精彩传神的描述。在被德军占领的四年间,巴黎人不得不与占领者建立起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他们被同一个人流所裹挟,在同一节地铁里摩肩接踵,在同一处书摊前挑挑拣拣,甚至,刚刚从德军口鼻中吐出的气息,又被巴黎人吸入肮脏肺腑……而且,当德军士兵大白天在街上走着时,并不表现出那种凶神恶煞相。他们并不手执武器横冲直撞,他们甚至在车上给老年妇女让座,对孩子也会“油然”生出柔情,“他们有时甚至显示一种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愿望”。然而,另一方面,巴黎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德军带走,“巴黎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亲友被逮捕、流放或枪决的。似乎城里有好些看不见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从这些窟窿里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确切部位的内脏出血症似的。”因此,在巴黎人平平静静的生活中,恐怖无处不在。萨特同时强调：“在进一步说清楚之前,必须避免一个误会：人们切不要把这一恐怖想象成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我已经说过：我们活下来了(按：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工作、吃饭、交谈、睡觉,有时甚至还能发笑－－虽然笑的声难得听到。恐怖似乎在外面,附在各种东西上。人们可以暂时不去想它,被一本书,一场谈话,一桩事情吸引过去；但是人们总要回到它那儿去的。于是人们发现它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它平静、稳定,几乎很知趣,但是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实际的念头无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们良知的经纬线,又是世界的意义。今天这场恐怖已经消失,我们只看到它曾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因素；但是当我们沉没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对它太熟悉了,有时把它当作我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如果我说它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与它相处得不错,人们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巴黎市民在德军占领下的生活境遇与广大中国人在“文革”期间的生活境遇虽不尽相同,但萨特所说的那种成为“心情的自然基高调”的恐怖,与我们在“文革”时期的恐怖却很相似。在“文革”时期,恐怖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的治安能不“好”吗?而这样的一种“好”难道是值得称颂、值得怀念的吗?这种“好”,恰 如病肺者脸上的红润,它显示的不是健康而是疾患。

现在,让我来说说我与一张旧报纸的故事。

1978年,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结果被 一所军队的技术院校录取。志愿表上我并没有填这所军校,参军也并非我的理想。至于我,当然也是高兴的。在那时,能有个大学上上,便是天大的好事了,至于前途如何,只好走着瞧了。接到通知书的几天后,父亲送我到省会合肥集中,住在省军区招待所。来带兵(招生)的有三人,一个五十开外的人带队。此人在 军校的职务是副大队长(相当于副系主任),他姓什么,我现在记不起了,好像姓侯。另两 个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参谋,姓刘；一个是干事,姓张。这年,这所军校在安徽共招二十名,文理各十人。人到齐后,有一次集合训话,用军队的术语,叫“点名”。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我们二十人站成两列横队,姓张的干事先讲话。他首先介绍他们自己。当然最先介绍侯大队长。简短地介绍了侯大队长的职务等情况后,姓张的干事微笑着强调：“侯大队长是山西交城人,华主席老乡!”此语一出,队伍里就响起一阵惊叹、羡慕之声,目光都集中在“华主席老乡”身上。我也末能免俗。我记得,在我的眼里,这侯大队长的形象也顿时光彩了许多。其时的“伟大领袖”是华国锋先生。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两个多月。一方面是“两个凡是”猖獗,一方面 是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方兴未艾。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正以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样的方式,轰轰烈烈地制造着。交城,这一并不出名的地方,我们当时都知道,因为当时有一首天天能听到的歌唱道：“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满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他领导着人民打天下……”要不是中共很快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止了这种个人崇拜,交城不用多久就会成为与韶山双峰并峙的圣地。

我们被这三人“带”到军校后,便开始了为期两月的军训。一天,我整理从家中带来的东西,打开一个报纸包,里面是一双半旧的解放鞋。一看报纸,上面有一张华国锋接见外宾的照片。照片上的“华主席”正微笑着与外宾握手。我当时心中一凛,忙看看宿舍里的其他几人,还好,他们都忙着看刚收到的信,没人注意到我手中的报纸。马上要去练靶,来不及多想,我把报纸往枕头底下一塞,便跑出去了。但此后一段时间,如何处理这张旧报纸,着实让我伤透了脑筋。总不能一直放在枕头底下。压在褥子底下么,那不等于把“伟大领袖”压在身下吗,一被发现罪过更大。放在床头柜里么,也不妥当。到底怎么办才好呢?而且,对于用“宝像”包旧鞋一事是否已被人知晓,心里也没底。也许他们已知道了,至于为何还不来抓我,是等我去自首吧。这样一想,便不寒而栗。有时躺在床上,设想着他们来抓我的情形。那该是在深夜,大家都睡熟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推门进来,把我铐走。再往下呢,就不敢想了。又过了一些日子,我确信包鞋一事未被人发觉,而这张报纸留在身边总是祸根,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一天早饭后,我把这张报纸塞进口袋,来到校园内一处偏静的公厕。看看里面没人,快速地掏出报纸,撕成数片,再揉成一团,扔进了粪坑。出门时,正遇一教员模样的人进来,心里又一惊。报纸虽处理掉了,但心情并未轻松,总担心自己的“罪恶行径”被人“侦破”。这事要是被发现,那可比包鞋一事要严重得多。记得此后几天,还特意到厕所去看过几次,有几张碎片还在,便趁无人,朝上面扔了几块石头。碎片还在,说明尚无人察觉,但我的担忧却并未消失。幸而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明确地否定了个人崇拜,我的心才真正放下。对这次会议,我当时不可能有很到位的理解,但有一点我能肯定,那就是从此人们不必再为一张旧报纸而担惊受怕,而大祸临头,也不必为如何处理一张旧报纸而绞尽脑汁,无论这报纸上登着谁的照片。不知我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否仍然太天真。

其实那会儿,我才十六岁。现在想来,我在感受恐怖一事上如此早熟,说明父母“从娃娃抓起”的做法大有成效。人们常把是否已懂事视作一个孩子是否成人的标志。而在那个时代,懂得恐怖,是“懂事”的重要内涵。在十六岁那年,为一张旧报纸而恐怖不已,应该就是我“懂事”的开始。

“文革”期间我才开始记事。对“文革”,我当然还知道得很少。但我记住了那个时代作为人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和生活方式的恐怖。只要记住了这一点,对以任何一种腔调唱出的“文革”颂歌,我都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