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有经济学家正在悄悄谈论中国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代价，但更多的人们则开始以他们实际行动对7%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质疑。就在今年，当中国人大以惯常的虚伪姿态总结政府去年的成绩时，大庆－－中国极具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
我们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中国渐进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号，但这一事实强烈的暗示我们：中国，可能是一个假象。我们不能说，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但这四年为了维持面子上的繁荣而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无疑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可能已经错过和平改革的最后机会。现在，让我们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国的另外一面。
◆濒临绝境的国家财政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指针和标准来为自己的财政政策辩护并维护本国财政的稳健形象。但很显然，这里面存在严重的误导。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财政数字的虚假，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负债完全无法统计。
有中国经济学家私下里作过估计，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左右。但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似乎没有足够估计，有资料披露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万亿左右。
如果考虑进这一因素，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的131%。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国中，日本的这个比率已经是全球之冠。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刚性开支增长，从1997年开始，政府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们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税收的最终承受者肯定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抗税事件以及不断升级的怨恨情绪中感觉到。
1997年到2001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刚刚过去的200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3倍。从中国民间业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这个数字继续高位增长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税收潜力与中国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胃口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高峰。
◆难以自拔的金融陷阱日本最近10年来的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恐怕还算不得最坏的学生。按照最悲观的估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接近20%，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按照中国官方最新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26%，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50%。人们普遍猜测，中国的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主管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
这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试探性地关闭了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之后，其真实情况与人们估计之间的差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贷款“五类分级”制度却一再受阻，原因很简单，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分级制度将大大增加银行的不良比例。形势的确相当恶劣。但从中国官方一再搁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相称的紧迫感和勇气。显然，这已经事涉难度和风险同样巨大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文件的计算机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中国国有银行之腐败低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以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经营问题的爆炸性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爆炸后的灾难程度。
就在最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招商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人们发现，这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银行，其离岸业务的坏帐率竟然高达93%以上。这让那些对中国银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针或者数据，而是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然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金融、财政包括资本市场徒有现代经济之表象，在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无比巨大。
曾经有中国学者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应该是10%，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这个水平。对照中国增长模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可能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陷入了与日本一样的“增长型衰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今后几年，中国就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跌入“增长型萧条”。果如此，中国在渐进改革中长期积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锐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喷发的时机。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类凯恩斯疗法”的浮躁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一）权力资本借势扩张并将中国渐进改革完全锁定于自己的利益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
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天才”的快捷方式来。
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着“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20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
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
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着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
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9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
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位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被他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他将带着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
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的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待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 关键字搜索：
- 中国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