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白领的“病人”生活

2003-03-19 23:06 ●2002年7月,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国际传统医药保健研究会称，从全国16个省、直辖市辖区内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调查发现，北京人亚健康率是75.31%，上海的亚健康率是百分之73.49%、广东的亚健康率是73.41%，这3个地区的亚健康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北京更是高居首位。　
　　●“过劳死”一词缘自日本，最早出现于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它并
不是临床医学病名，而是属于社会医学范畴。在日本它被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诱因)，导致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恶化，进而引起脑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使患者死亡。在过去的5年，日本有几位市长因严重的疲劳而“过劳死”。有人统计，日本每年有1万人因过劳而猝死。

　　●有调查结果表明，慢性疲劳综合症在城市新兴行业人群中发病率为10%至20%，在某些行业中更高达50%，如科技、新闻、广告、公务人员、演艺人员、出租车司机等。慢性疲劳综合症(简称CFS)，是由美国全疾病控制中心于1987年正式命名的。据估计，美国每年有600万人被怀疑患有“亚健康”。

　　●一项针对上海、无锡、深圳等地对1197名成年人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66 %的人有多梦、失眠、不易入睡等现象；经常腰酸背痛者为62%；记忆力明显衰退的占57 %；脾气暴躁、焦虑占48%。

　　●2002年7月，北京国际抗衰老医学中心一项研究成果表明：目前中国高收入人群的过速老化趋势已经超过欧美国家水平，在对64例病案的临床统计显示，35岁至45岁的高收入者机体老化速度明显加快，在接受抗衰老治疗的有7成人的功能年龄明显超过自身的自然年龄，其中功能年龄平均超龄高达15至20岁，生物年龄平均超龄10至13年。据介绍，发生超过自然年龄的机体过速老化就会使一系列老化疾病提前发生。特别是高收入人群，如果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非常容易导致老化的加速。

　　1997年3月的一天，李意欣的身体突然垮掉，几乎无法正常工作。

　　简单地说，李意欣成了一个“亚健康”病人。按照医学上的解释，他的身体状态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由于工作压力繁重，已经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负荷。

　　从李意欣他自己在1997年剪下来的一张报纸上，我看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把这种状态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症”。

　　在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过许多这种病人，不过那里的称呼更直接更可怕：“过劳死”。

　　2002年5月，一项来自“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的数据则表明：中国已有7成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数字竟然如此大，相信包括了在城市里忙碌着的你和我。

　　据李意欣描述，当时的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亚健康状态，情形就像日本人的那种过劳死，不过是死前。

　　得病的那一年，李意欣27岁，在上海工作，是一家国际性公关公司的首席代表，工作经验总共是7年。

　　李意欣说自己应该属于最早期一批进入外资公司上班的中国白领，最早在工作上直接面对国际化，同时也是最早感觉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碰到的身心困境。

　　1998年9月，由于病况没有显著改善，李意欣决定正式辞职，开始全身心投入治病。从上海到北京到福州，从西医到中医，至今已经历时数年，耗费积蓄30多万，为一般人所不能想象。

　　2002年北京的夏天，我们与李意欣取得联系，进行采访。

　　病人

　　六七月间的北京，天气不好。没有太阳，空气不流通。似乎有场大雨，却总是憋着不下来。

　　李意欣说我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这几天他的状态不太好，有许多杂事，生活与心情都乱了，不能谈太多的话。他先邀请我去他那里住下。李意欣在北京方庄一个租来的公寓里已经住了两年多。

　　←李意欣的厨房，也是煲药的地方。

　　屋子里隐约飘荡着一股中药的味道。很简单的布置。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被调成浅色调，这是因为主人不愿意看到太艳亮的屏幕画面。

　　李意欣一直一个人住，他认为这样自由方便，心理上也舒服。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这种病，与一般的病人不同，得依赖自我调理，需要安静和独立空间，包括精神空间。

　　这天晚上，在我的眼里，并没有觉得李意欣跟平常人有什么不同，除了有一点黑眼圈外。

　　李意欣的晚饭时间都是9点以后，自己做。电视机打开，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听，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已成规律。晚饭则很简单，但会很注重营养的搭配，比如经常给自己煲汤喝，会考虑补充蛋白质之类的问题。晚饭后李意欣开始煲药，晚上喝一碗，明天早上喝一碗。

　　李意欣目前与一个在福州的大夫倪法冲每月用Email联系，汇报病情，医生开药方，然后在北京的药房里抓药，再把用药后的反应告诉医生。这样已经延续了快两年。每隔几个月，李意欣还会飞去福州让大夫亲自望闻问切一次。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最随便的我，穿T恤，以前我都是西装，白衬衫。”李意欣特意跟我说这点。作为一个曾经在外资公司上班的高级员工，或者说，作为从小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上海人，形象和仪态是很重要的。李意欣以前是在老上海的法租界里长大的，小时候就知道，一个男人要有一套好西服。

　　如今在北京，李意欣一个人，为自己的身体努力着，生活虽然与以往不同，但在每天出门前，依然会花很多时间梳理头发。“我想过，哪怕有一天去山区教书，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唯一不可以放弃的是，每天梳理好自己的头发。因为这是上海人的符号。”

　　李意欣不会在别人面前露出自己的病态，我想这既是性格的原因，也是上海人和公关人的原因，职业和专业的原因。

　　而无论从哪方面看，李意欣都是一个特殊的病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是如此强烈地认为。

　　病发

　　“我的病是突然发生的。那天，先是失眠，很反常地，头晕，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吃安定片也不见好。腹泻，怕见阳光，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的。说话说不出，感觉气是断的，只能到喉咙这里。走在路上，发现女孩子走得都比我快。走不了500米就满身冒汗。如果有人推我一下，就会倒下。”

　　“去查西医。医生不能置信地看着我：不会在这个年龄成近视眼吧？开了眼药水，一周后视力从0.5恢复到1.5。不是近视。那是什么？在医学上没法解释。去健身房锻炼，超负荷的运动对于几乎崩溃的体质只是让它更疲劳。有人建议我去看一个专家门诊，看了三四个月，身体仍是一路糟下去。”李意欣状态好的时候思路清晰，善谈，声音响亮，走路风风火火，比我还快。

　　不过李意欣说回忆过去还是痛苦的。“刚刚得病时，我突然有感觉，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了，没有了神气，没有了傲气。”李意欣甚至形容自己过去的状态，是一种趾高气扬的状态。

　　那段时间确实是意气风发。1997年，时值27岁的李意欣，已经为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波音公司”做了5年公关，并且因为工作出色成为波音驻中国的首席公关顾问兼发言人。

　　“忙的时候，我都是凌晨两三点回到家。没有周末，每个星期都要写很多报告。当时我20几岁，却经常要给美国50多岁的人做顾问。我没有出过国，没有留过学，只有拼，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孤军奋战。看文件，收集材料，整天都生活在信息之中。我所服务的客户，每一件事可以说都是国际性的。我们经常说，飞机一起飞，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了。工作压力很大。我的起点是那么高，一开始就要跟世界一流的人一起工作，要用世界一流的观念进行思考。那时就觉得自己已经跟一般的中国人不一样了。”

　　“这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的英语不太好，但事事要按他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想到这对我是个历史机会，我将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的每一分进步都是中国的进步，一想到这些，我就一切都不计较了。”李意欣的希望是，成为一个中国公关行业的先锋者。

　　虽然天天都回家，却见不到家里人。李意欣的妹妹有一次见到他，惊说，已经一个月没见过哥哥了。没有时间和家人交流，李意欣的母亲甚至不知道“波音”是什么，一直都以为是“播音”。

　　“有一次下班坐着公共汽车回家，看着一对对的年轻情侣，不禁想，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开开心心？我才20多岁，我也需要爱情、亲情，需要关怀、爱护……在当时中国那个经济开放不久的大环境里，我工作得似乎有些自虐，一切都是为了客户着想。”李意欣觉得那时的自己有点悲情的气氛。

　　终于有一天，李意欣对自己说：“太累了，不能再干了。”

　　求医

　　“得病后我曾经想，如果回不到以前趾高气扬的那种状态的话，就会活得很难受。我那时甚至觉得死比活着好，也是在那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会‘过劳死’，会从楼上跳下去，因为我也想过要跳下去。”

　　“当时确实是感到心累，感到心里面有很多力却放不出来……那种感觉没法形容。”

　　李意欣说，在日本早就发生过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比中国更早进入了现代化竞争的时代。“我是中国比较早发生这种问题的人……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人们也确实应该停下来，想想自己需要什么。”

　　←7月4日，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室，李意欣在等待医生给自己扎针。

　　“让中国人完全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去工作，会有不一样的形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没有美国人的体质。我们是中国这种文化、这种状态下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我们的状态没有达到西方的那种人体的素质。我的病也不能否认这方面因素的作用。”

　　对自己的病源，李意欣做过多方探究，同时也开始走上漫漫求医之路。

　　1998年的北京，88岁的刘春圃大夫对病了一年多的脸色青灰的李意欣说：“你的病耽误了，已阴虚到极点。如果不来看中医，不过半年就会死了。”在上海辗转治疗，身体一路却糟下去的李意欣听完忽然有种想下跪的冲动。

　　他干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住了下来，每4天去看病一次，有时还陪老先生去抄方。每次看完病，老先生都会跟他讲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那些东西让他如醍醐灌顶，“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才华谴用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