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缘何搬出中南海

本文是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先生忆述父亲前两次搬家的情景。

1953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

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

于是,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

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1967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同样的境地!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
。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终于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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