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外高喊抗日　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谁是新中国》讲演录（下篇之三）

　　今天，我在讲中共的这个阶段之前，想先引用一段歌谣，来作为我这段讲演的开篇。这段歌谣就是：
高喊抗日，绝不抗战；
只有敌后，没有前方。
游而不击，保存实力；
专打友军，一心扩张。
抗日统战，欺骗良善；
再次挖心，分裂友党。
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隐蔽精干，寻机策反。
整风内斗，消除异己；
大种鸦片，准备内战。
卖国通敌，不择手段；
日寇投降，大打出山。

　　这是如今流传在中国大陆民间的一首“歌颂中共抗日”的歌谣，自然是大陆民间对当年那一场关系到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进行沉痛反思的一个结果。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自称曾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领导和进行抗日的。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里，从来就说“国民党不抗战”，而抗战则是“由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打的”。在中共自编自唱的歌曲里，也都大言不惭地写着“他领导了抗战八年多”这样的歌词，并且强迫人民个个都要唱。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人民的历史反思已经开始，甚至已经迅速地揭穿了中共抗日的谎言时，中共才迫于人民的觉醒，更为了实行对台湾的新一轮统战需要，开始羞羞答答地承认“抗战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打的”。因为，抗战还是不抗战，实在是牵涉到了“爱国还是卖国”这样一个大是非，因而也就牵涉到了一个政权的“历史合法性”问题。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大陆的历史学界和广大民间才锲而不舍地、并且是层层深入地坚持着历史的反思，探索着抗战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就是“中共对外高喊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以打着抗日的旗号，图存扩张，准备内战，直至不择手段。

　　第一，中共假抗战、真扩张的第一个大手段，就是“对外高喊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就已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四项保证：一是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二是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和赤化政策；三是取消苏维埃政府，实现全国政权的统一；四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个星期，中共就在延安发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时重申对国民政府的“四项保证”，高喊“拥护蒋介石委员长抗战到底”，保证“最高军事当局指挥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

　　然而，不过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游击区的秘密指示”。这个指示，三十五条，三千余字，居然无一条要他的军队抗日，居然无一言要他的军队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抗日。通篇都是如何利用抗战的形势，借抗日之名，以恢复中共的地下组织，以建立中共的地上组织，以扩张中共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势力。并指示，如果中共的军队遭遇到小股的敌伪军队，并且人家一定要打他们时，他们也只能因不得不打而打一下，主要是打伪军，而且打了就跑。事后却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军的抗日，批判其它军队的不抗日。这个由毛泽东手写的秘密指示，至今仍收在《毛泽东选集》的第三卷里，可谓罪证昭彰。

　　一个月后，当日军已经进攻山西，山西军民的抗战已经打得极其悲壮之时，毛泽东一再地不准八路军上前线的手段，已经玩不下去了。于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中共召开了洛川会议。这个会议，对外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中共决心抗日的大话讲得无比坚决。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由于毛泽东警告中共及其军队“不要充当抗日的英雄”，说“日本的飞机大炮要比蒋介石对我们的伤害大得多”；由于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要求中共全党全军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被列宁使用过的“使自己国家失败的策略”；所以，中共遂在这个会议上，不仅决策了“日蒋火并”的抗战总策略，以使日蒋两败俱伤，以便于中共日后夺取政权；而且决策了“到敌人后方去”的抗日总方针，以在敌后广阔的土地上，在日寇占领不到的国土上，以抗日的名义招兵买马，建立的，却是中共的“革命”根据地，从而使原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抗日的名号之下，获得了“隐性”的存在。有一位留学生朋友就曾经问过我：“中共抗日的前线在哪里？”还说，“两军对垒，总有个前线吧？”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他把中共“没有抗日前线”的事实给揭穿了。众所周知的是，中共所谓的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就是“到敌人后方去”。因为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搞扩张，闹革命和篡立分裂政权”，而不是抗日。此其一。

　　其二，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第二大手段，就是由毛泽东为中共决策了“八路军的中心工作，不是上前线抗日，而是做群众工作”。所以，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就将八路军的三大主力，分别派到了敌后；洛川会议后仅二十余天，毛泽东就能一天五次发电报给林彪等人，不准他们参加平型关战斗。所以，林彪才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基本歼灭了日寇阪垣师团的二万军队之后，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偷袭了一支日军的供给部队，于是，平型关战斗便在中共教科书上，变成是中共八路军打的了。所以，当彭德怀怀着一个军人起码的荣誉心，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屡屡派出小股部队，扒铁路、炸碉堡、甚至袭击小股日伪军时，毛泽东对外虽然大肆宣传彭大将军打了一个了不得的“百团大战”，对内则不仅指责彭德怀暴露了中共军队已有的实力，而且，几十年后，彭德怀终于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整毙，他的一条致命的罪行，就是他没有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不许他抗日的命令。

　　这就是迄今为止，中共所大吹特吹的两场“抗日大战”，请问在座的留学生朋友们，在八年抗战中，你们还知道中共打了什么样的大战呢？如果有，我想，早就全世界人人皆知了。中共的抗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面，就有一句台词，叫做“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因为，为了保存实力，八路军是不会留在山外打鬼子的。大家都知道，中共有所谓抢夺芦定桥的十八勇士，但是请问这十八勇士的大部分幸存者，在抗战时期对日寇“勇敢”过没有？又抢夺过日寇的几座桥梁？中共在所谓的解放战争中，有著名的英雄董存瑞；在所谓的抗美援朝期间，有著名的英雄黄继光和丘少云；但是中共为什么在八年抗战期间，竟然拿不出一个英雄来呢？甚至连一个英雄也没有制造出来呢？难道只有一个电影上的“小兵张嘎”吗？难道只有电影上那五个在与小股日寇的遭遇战中，不得不跳崖的“狼崖山五壮士”吗？中共在抗战前受俄命进行武装叛乱的时候，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名将，请问他们又有谁曾像那两百位国民党的将军那样，壮烈地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呢？在中国大陆，如今已经被发掘出来的史料，已经一再地证明，刘志丹死于背后一枪，高敬亭被中共自己枪毙，关向应病死在医院，左权据中共说是遭遇日机轰炸重伤不治而死在医院──然而，他却并不是在与敌寇的鏊战中壮烈牺牲。如果是，那就不知道中共曾发动过一场怎样伟大的抗日大战役了。因为，如果连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都战死在抗日前线，这场战役之大，自然不难想像，更不难想像中共要将他吹到什么地步，拍出多少部巨片来了。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凡是拍的抗日大战，都是国民党打的，有的拍好了，还不给放映。凡是拍的大规模内战，主角就一定是共产党。有权、有钱、有的是御用文艺家的中共，为何在漫漫五十余年间，就拍不出一部八路军、新四军大战日寇的史诗巨片来呢？怎么永远只能拍出些“地道战”、“地雷战”这样一些可笑的“抗日巨片”呢？因为，说到底，不抗战的共产党，是不可能编造出真正的和伟大的抗日史诗来的。

　　第二，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利用国难为他们所创造的条件，由毛泽东在发动共产革命的旗号下，制造了一整套“不抗日、却要发动农民造反夺取政权的革命论理”。坚持不抗日，因而就没有抗日前线可上。而那个从来就没有上过抗日前线的毛泽东，却在他延安的窑洞里，根据斯大林于一九二六年就给予中共的指示──“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大小，就是要看它能够掌握多少农民的武装力量”，制造了一整套农民造反、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用来“革命”的，而不是用来“抗日”的。这就为他将马克思夺权造反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共产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可行的，并且是“乘国难之机以造反夺权的道路”。要知道，这个理论，可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长期浴血抗战的岁月里面研究成功的。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不仅在抗战中创造性地总结了农民造反的理论，而且在抗战中理论联系实际地制造了一整套农民战争的理论。具体地说，就是“打内战需要用运动仗，打外仗却只能打游击战”的理论。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就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党人和军队说，“过去，我们在革命战争中打的就是运动战，因为那是革命的需要”；“将来，我们打蒋介石，也要用运动仗，因为只有运动仗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但是，在今天的抗日战争中，我们不能打运动战，只能打游击战。虽然，这是一种退步。”毛泽东一语道破了他的心机。这个心机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运动仗只能在打内战的时候才能用”。然而，即便是打游击战，毛泽东也只准许他的军队游而不击，或游而击友。大家不妨读一读毛泽东“抗日战争的策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文章里面，毛泽东实在已经把“虽打游击战而不打日本”的策略，和游击战对于中共“为准备内战养兵、练兵、直至夺取政权的十八条好处”，论说得淋漓尽致。

　　其三，在抗战期间，毛泽东不仅制定了一整套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理论，以为将来打天下作好了理论准备，而且为了“贼喊捉贼”，还制造了一整套所谓“打顽”的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将连毛泽东也承认的，正在坚持领导着抗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打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并且策划了一整套如何打顽固派的办法，以便一边袭击抗日军队，一边抢夺和扩张中共的地盘，一边还要堵住别人揭发他们假抗战的嘴巴──因为“只要你揭露我们不抗战，你就是打击进步力量”，就是在“掀起反共高潮”。大家都知道皖南事变，但是，大家可留心过，在毛选里面，有一篇著名的指示信，正是在这封发给中共东南局的指示信里面，毛泽东居然直接了当地教唆新四军“应该如何同最高统帅部对着干”，应该如何打击正在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皖南事变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真相，也就不可能了解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以及这些罪行的真正来由。六十年代末，我的一些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安徽泾县茂林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地的农民就曾神秘地告诉他们说：“皖南事变，哪是国民党打的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国民党才揍的它。”两年前，我在某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中有两位被迫流放到了海外的原中共高官，他们都是新四军出身，便在一起大谈新四军在抗战期间“七战七捷”的光荣历史，可是当我忍不住问他们：“新四军七战七捷究竟打的是谁”时，他们立刻都不吭声了。因为，新四军的“七战七捷”，打的都是国民党的抗日军队，而且是血战台儿庄的主力部队──“国民革命军韩德勤部”。由中共御用文人炮制的“东进序曲”这出话剧，就是中共对自己“专打友军不打日寇”的自我揭露。

　　中国人民抗战期间，正是因为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整套不抗日、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路线，毛泽东的中共，才有可能将原来“显性”的中共“苏维埃共和国”，暗渡陈仓地变成了“隐性”的中共“苏维埃共和国”，即中共的敌后根据地，不仅继续地在制造着两个中国，而且在敌后建立了越来越大的分裂政权。等到中华民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时，中国已经不再是一国，而是“两国”了。难怪皖南事变之后，民办报纸《大公报》曾感慨地说道：“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只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而斯大林在抗战之前交给中共的，“号召工农运动，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的三大历史任务，中共竟然在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岁月里，几乎将它完成了。

　　第三，中共用以假抗日、真扩张的第三个手段，就是大喊“持久战”，坚持“持久战”。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持久战”的光辉著作。这在中国大陆不仅人人皆知，而且中共还把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赢得抗战胜利的所有历史功绩，都归功于毛泽东的这篇伟大著作了。但是，毛泽东的“持久战”是什么时候出笼的？毛泽东的“持久战”的要害，究竟是要抗日，还是要在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岁月里准备内战？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持久抗日战争中，究竟又是怎样地坚持了他们的“持久战”的？

　　其一，毛泽东的“持久战”出笼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然而，其时，这个非但由蒋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已经提出，一九三五年就已经开始部署，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就已经由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决策和实行的“持久战”大战略，早已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而且，彼时，除中共以外的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已经在几十场空前的搏斗中，就要将骄悍的日本军队拖死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了。毛泽东此时此刻提出的“持久战”，即便是他真的要“持久抗战”，那也只能是后话了。

　　其二，毛泽东“持久战”的要害却不是要持久地打日本，而是要持久地假抗战、持久的真扩张和持久地闹革命，以准备内战。诚如毛泽东自己在他的“光辉著作”中所说的那样，还有就是像中共党史学家们所一语道破的那样，毛式的“持久战”，就是要在“一场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以夺取政权的最好道路”。这才是毛泽东“持久战”“不打自招”的要害和真谛。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持久战，而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利用国难准备造反夺权的持久战。为此，当时尚有良知的中共领袖王明、博古等人，就拒绝在武汉的中共报纸《新华日报》上刊载这篇文章，理由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要“消极抗战，积极夺权”。

　　其三，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又是怎样地坚持了这个具有中共特色的“持久战”的呢？

　　一是坚持整风内斗。一九三九年以后，因中共已经自称在敌后拥有五十万大军，而这些大军都已经绝对听从毛泽东的命令，非但游而不击，而且为扩充和抢夺地盘，专打正在抗日的友军。所以，毛泽东终于有本钱来进行党内整风了。这个整风，整整持续了四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场对内整风整人的“持久战”当中，毛泽东终于将反对他消极抗战、并积极准备内战的王明派人马置于死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袖集团，亦终于控制了整个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场整风整人的“持久战”中，毛泽东和中共更是将既允许他们在国统区办报、办刊、宣传共产主义，又允许他们在国统区大搞“地下”埋伏和大搞“地上”统战的国民党，当成了“第五纵队”，也就是“死敌”，而将许多以为中共抗战而投奔中共的优秀青年，屈打成招为国民党特务，甚至连十几岁的小孩子也不放过。一时间，竟将整个延安和其它中共的根据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大陆学者贝聿先生，许多大陆中共党史学家，包括那些曾经历了延安整风、而今已经觉醒的中共老干部，都已经在他们的反思著作中，将那一场可怕的“内斗、内讧”，进行了瞩目惊心的记述。在整风中被打倒的中共领袖王明，在他后来所写的的《中共五十年》这本书里面，更是将延安整风说成了后来中共发动文革的序幕。然而，问题还不在延安整风的时间漫长，不在又有多少中共党人和无辜民众遭遇了杀身之祸和蒙冤受屈，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共，竟然能够在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八年中，拿出整整四年半的时间来大搞内斗内讧？这只能进一步证明，中共的“持久战”与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没有任何关系，证明中共根本就没有坚持过对日持久抗战。并且，如果我们再来假设一下，倘若彼时的国民党也在重庆和大后方，与共产党一样地大搞了长达四年半清除共产党和大肆制造冤假错案的大整风，那么，中国的抗战还能继续下去吗？中国人民的抗战还能有胜利的那一天吗？

　　二是坚持大种鸦片。在中国大陆，有一首歌曲，唱的是“花篮里花儿香”。它曲调优美，富有民歌风采，歌唱的又是中共八路军在陕北进行大生产的“革命浪漫”故事，又由一位女歌唱家把它唱得动人心魄。所以，它就成了中共用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利器，弄得人人会唱。但是，处于反思中的大陆人民，却万万没有想到，从那花篮里面飘出来的香味竟然是鸦片的香味。原来，中共八路军的大生产不是种的粮食，不是种的棉花，而是种的鸦片。而这个被毛泽东称为“革命的鸦片”，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仅专门设立了它的生产委员会，由中共领袖任弼时担任主任，而且这些革命的鸦片还要被卖到“国统区”，和日本人贩卖的鸦片一起去毒害我们的同胞。并且，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的话来说，就是“过去，我们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拉出去，换回来的只有一小袋钱。现在，我们把一小袋一小袋的鸦片运到国统区，换回来的，竟是一大袋一大袋的光洋。我们用这些钱来买枪买炮买子弹，揍国民党”。邓发的这些话，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对第三国际代表、莫斯科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富拉基米洛夫说的，然后，便被记录在富拉基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之中。这本书的中译本曾在中国大陆被内部出版，但是，由于它揭露了中共在抗战中不抗日的种种事实，实在是太让要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丢脸，所以，中共又把它给禁了。朋友们，这就是毛泽东发动大生产以长期生产革命鸦片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能将中共在抗战中不择手段地准备内战的形象，记述得够生动、够真切的了。

　　三是通敌卖国。由于中国人民真正的持久战，是一场极其漫长和艰苦的战争；还由于毛泽东在这场漫长的国难之中，只图扩张，绝不抗日，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又要坚持抗战到底，绝不妥协；加上抗战爆发之时，毛泽东的中共就已经决策了要使“日蒋火并”的抗日方针，甚至要和日寇谈判如何夹击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所以，一心只想准备内战、夺权打天下的毛泽东，才会在中国人民极其艰难的抗战后期，开始积极地与日本、甚至与汪伪政权联系，直至订立条约，要和日本人一起来“坚决膺惩蒋政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句话可是当时日本陆军省发给它侵华军队的命令。所以，八十年代初，当江苏省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南京日志》这一本书，突然揭露了新四军与日本侵华总司令部暗中联系，秘密谈判，甚至互有约定，一致对付正在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时候；当处在反思中的大陆历史学界，又在反思中发现中共竟与汪精卫汉奸政府缔约，以共同对付国民党和蒋介石时；当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富拉基米洛夫，又在他《延安日记》这本书里面，彻底地揭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本人，是如何派新四军具体担负与日寇、汪伪的联系的时候；立刻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大哗。至此，人们才知道，著名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和杨帆，这两位在解放后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下狱的中共大干部，原来就是那两个在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权那里极有地位的中共特派员，也是真正的汉奸。至于他们坐中共之狱数十年，不过是毛泽东要“关人封口”罢了。近年来，关于中共在抗战后期如何通敌卖国的事实，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的历史反思著述之中，虽然，这些著述一旦被发现，就会遭遇被禁的命运。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民不仅有知道历史真相的权力，而且诚如一位大陆作家所言，人民更有纠正虚假历史的权力。

　　朋友们，除掉我们刚才所列举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中共假抗日和不抗日以外，另外，只要我们愿意再一次“学习”一下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 毛选第四卷和毛选第三卷的巨大差别何在。因为，毛选第四卷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嗣后的国共内战中，几乎没有一场大、中型战役不是毛亲自指挥打的，或者是毛参与指挥打的，那里面，一篇篇的作战指示和作战命令，实在是浸透了毛泽东打内战的狠劲──所谓“必需要以三倍、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的兵力，以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军队”的话，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在毛选第三卷里，也就是所谓“抗日”卷里面，洋洋三十万言，居然没有一个命令、没有一条指示，是要他的党人和军队打日本的；有的只是不准打日本，或者干脆是如何“打顽”，就是打正在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命令；就更没有说过，“要以三倍、四倍、五倍甚至六倍的兵力来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日寇”了。毛泽东和中共的爱与憎该是多么的鲜明。

　　中共党史学家们曾对中共在抗日时期的表现，作过这样一个十分科学的总结。他们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正是八年抗战，才为毛泽东发动内战夺权打天下赢得了充分准备的时间，积蓄了足够打内战的力量。这才是中共抗日的真相，也才是中共不抗日的本相所在。难怪处于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民间，终于不无悲愤地传开了那一首“歌颂中共抗日”的歌谣了。我现在就把这首歌谣再背诵一遍：
高喊抗日，绝不抗战；
只有敌后，没有前方。
游而不击，保存实力；
专打友军，一心扩张。
抗日统战，欺骗良善；
再次挖心，分裂友党。
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隐蔽精干，寻机策反。
整风内斗，消除异己；
大种鸦片，准备内战。
卖国通敌，不择手段；
日寇投降，大打出山。

　　我想说明的是，在这首歌谣中，“长期埋伏，等待时机；隐蔽精干，寻机策反”这些歌词，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战时期对中共重庆地下工作指示中的原话，至今都在毛选第三卷里面明明白白地纪录着。

　　留学生朋友们，人民难道真的会被永远地欺骗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