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朱熔基，很难只从一九九八年担任总理以后来评说。就他的“功劳”来说，我认爲他在担任副总理期间的一九九三年夏天推行的宏观调控，挽救了中共，也挽救了中国经济，那是他最大的功劳，否则房地产的泡沫、金融的泡沫爆开，就不可能有后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他的这个功劳，巩固了江泽民的地位，留住了李鹏的面子。但是也正是这个功劳，引起江泽民的猜忌，李鹏也没有减少他的敌视，而不少太子党更因爲朱熔基阻挡了他们的财路而憎恨他，这也增加了朱熔基以后施政上的阻力。朱熔基还禁止军队办企业，也同军队利益集团产生尖锐的矛盾。这个时候的朱熔基，说过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个给贪官，一个留给自己的话，做的事也有些气魄，这是他向上升的时期。
同这些功劳相比，朱熔基后来获得的掌声却有些过誉了。他在一九九八年出任总理时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后来在重要关头，他退缩了，他妥协了，因爲他到底是共产党的官员，他要同那些贪官污吏一起保住共产党这条破船。
朱熔基上述的总结，前一半同他关系密切，后一半则不然。他挂了个“总理”的名号，但主要只管经济。其他掌握在江泽民及其亲信手里，所以评说朱熔基的功过，也只能局限在经济部门。显然，他对自己的工作评价太高了。
这几年，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还能保持每年百分之七（官方数位）以上的增长，自然是朱熔基的最大功劳，他使用的是增加内需、扩大投入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有副作用，那就是财政赤字扩大，国家债务沈重，在内部也引起争论。在朱熔基任内，这两者虽然到了危险的极限，然而也没有爆发形成大事故，所以还都是他的功劳，以后如何是以后的事了。但是这本身也说明朱熔基只重视发展，而且是依靠外在投入，而不是通过改革形成内在的推动，所以在改革方面乏善可陈，使这个发展缺少坚实的基础。
批评朱熔基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既得利益者，朱熔基阻止他们的进一步掠夺；另一种人则认爲朱熔基的施政，并不是什么改革，还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一套。这些批评是中肯的，点到朱熔基的穴位。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要解放生产力，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金融业和农业的问题，然而朱熔基在这些方面，可以说都打了败仗。
朱熔基刚上任时，打了三年基本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包票。但不要说三年，到现在五年，国有企业还是一个烂摊子。以往的承包制、股份制不说，这些年来主要有“抓大放小”和“债转股”，每年宣传国企的盈利如何增加，但是这些改革措施现在再也不提了，说明它的无效，由此也可以知道所谓盈利增加都是自欺欺人而已。解决国企的根本问题是走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碍于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不敢大张旗鼓、高声疾呼，并且寻找比较合理的方式；越是偷偷摸摸，越是拖慢改革的进度，也便于权贵运用各种名目掠夺盗窃。到了今天，拥有百分之七十生产资料的国有企业，只能生产出百分之三十的产值，百分之三十的私有企业却能够生产出百分之七十的产值。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虽然源源不绝，却看不出国企的效益有什么好转。
金融业的改革主要是银行和股市的改革。银行要解决庞大的坏帐问题，然而年年宣传某个银行坏帐减少，整体坏帐却年年没有好转，即使把坏帐撇清，另组公司由国家承担，银行的坏帐情况也没有改善。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坏帐减少的数位是假的；一个是国家强令银行贷款给国企，即使旧坏帐减少，也出现新的坏帐。
至于股市问题，由于政府同国企勾结在股市里圈钱，所以股市黑幕重重。包括香港证券界人士在内的“海归派”虽然要改造股市，使之能接近国际标准，让市场运作而不是政府操控，但是一有风吹草动，股市大跌，朱熔基担心影响社会稳定，其实也担心国企不能再从股市里向小股民圈钱而全由国家负担，因此总是在既得利益的压力下屈服而放弃改革措施，因此改变不了股市的“政策市”，也就是“猪（朱）市”。
农业方面，主要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就没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因此生产力也没有明显的提高。所谓粮食改革最后也作爲一场闹剧失败收场。这些年农村生活水平的些微提高，是同农村民办企业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民工外出打工分不开的。朱熔基所能做的，只是年年高喊减轻农民负担。这不是进行制度改革来提高生产力，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十六大以后，温家宝已经开始热身，金融业完成人事布局，似乎要推行若干改革；农业似乎也要对乡、村的体制做重大改革，对土地的私有化也可能有所动作。这些表明温家宝看出了朱熔基的弱点，也是目前危机所在而必须采取的措施。然而对老大难的国企问题，尚未见动静，看来温家宝也束手无策。
其实，朱熔基并不是改革家。他所做出的“伟业”，例如宏观调控和禁止军队经商，都不是改革，而是中央集权。正如他的所谓“税务改革”推行“分流制”，就是增加中央的税收而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同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权力下放”、“放权让利”背道而驰。朱熔基的集权思想，使他同江泽民可以合作一起收拾地方诸侯，从这个角度，地方官员喜欢无能的李鹏而憎恶朱熔基。也正是这一点，朱熔基对政治改革也缺乏兴趣，因爲政治改革正是需要搞权力制衡。
也正因爲这一点，朱熔基只能保障自己的清廉却没有办法解决中共的制度性腐败问题。江泽民固然用反腐败来清除异己，朱熔基的反腐败也动机不明，与其说是爲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不如说他是更关心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他不是去揭发权贵的腐败，而是热心于打击走私。轰动中外的远华案，结果只牺牲一批省级干部；高级的，都在各自后台的保护下幸免于难。最近追查逃税漏税，也是要增加政府收入，矛头对着私营企业，没敢动官僚资本。所以朱熔基也不必把一口棺材留给自己。传说朱熔基说过一句话，希望后人给他的一个评价就是他是一个清官。作爲一个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目标仅仅如此，是不是太低的标准？也许，在中共，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朱熔基能够律己，却律不到别人，连自己的子女也不一定能够律到。例如他的儿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灵魂人物，还卷入到中国电信去年十一月爲在香港上市而大幅提高长途电话的内地接驳费，由于外界强烈反弹时，朱熔基还爲它说话，显然他也是在爲朱云来讲话。而在十六大前夕中共高层激烈斗争时，曾经传说朱熔基以审查江绵恒威胁江泽民，但是后来也有人警告他，他们也会审查朱云来的问题，于是双方妥协，维持党内的“团结”。
朱熔基的“集权”思想，使他带有有独裁者的作风，自视甚高，喜欢骂人和信口开河。他的“豪言壮语”的破产，表明他并不那样高明。朱熔基去年十一月中旬在香港，对香港政商要人发表讲话时，信口开河批评中银的有关机构不懂政治；爲了挽救香港，可以在中国发行全世界最长期的五十年期的香港债券，动用超过三千亿美元的中国全部外汇资产，来促进香港的繁荣及稳定。经过外界的质疑，他回到北京后轻轻松松说这是开玩笑，全赖掉了。这哪里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态度？
正是这些，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朱熔基没有努力去解决。当然，朱熔基也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推动中国进入WTO，他本人对改革力不从心，把中国丢给老外，让老外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吧。
朱熔基的退缩和妥协，可能有几种原因：一是他个人撼不动中共这个庞然大物；二二是早期的右派帽子使他患得患失；三是害怕退休后受到打击报复。总之，他是中共党员，不能同这个制度决裂而有他的局限性。历史不可能给他太高的评价，他在任期内也没有动用那口棺材而成爲悲剧性人物，因而也不可能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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