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９６年，张仲德译出《歇洛克呵尔晤斯笔记》，刊登于上海《时务报》，含四篇探案故事；“呵尔晤斯”是福尔摩斯最初的译音，华生则译为“滑震”。它比日本译本还早三年，当时柯南道尔在英国文坛刚崭露头角。书中诡秘情节、严谨推理及第一人称叙事为中国公案小说所匮乏，令读者称奇。１９０１年，董鼎、张在新又合译了《毒蛇案》、《宝石冠》、《红发会》等七篇；次年，文明书局出版了《续译华生包探案》；１９０３年，商务印书馆重出《补译华生包探案》，收探案小说六种。到了１９０４年，著名翻译家周桂笙、奚若合译《福尔摩斯再生案》，全篇有１３个故事。这篇译述较为尊重原着，保持原初叙事结构，语言用浅近文言，使原语文化与本土文化保持相对平衡。其后名家林琴南亦译过《歇洛克开场》，不过叙述流畅、以白话文翻译的《福尔摩斯案全案》，那是１９１６年由程小青、周瘦鹃等人完成的。
翻译是一种“双文化”现象，涉及中西文化的渗透和组合，有时必须与时代大环境相适应。比如福尔摩斯在起居室枪击墙壁情节，尽管展示其个性，但对清末读者匪夷所思，何况当时为流行虚无党的时代，同福尔摩斯维护法制形象大相径庭。又如，他与华生关于注射可卡因的对话，在禁止鸦片的年代国人难以接受。为此译者作了合理的裁剪和删改，以贴合社会环境，建立有效沟通，虽不免浅薄、稚拙，亦显示良苦用心。它在中国翻译文化史上为后世保存了十分有趣而又无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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