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发表始末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正是发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它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大造舆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审查历时两年多，结论如何?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知之甚少，甚至还出现一些误传。

事实是：1976年10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莫艾隔离审查。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作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基本可概括以下三点：
1、《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从《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看，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命题、内容，也基本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审查结论说：“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2、莫艾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宣传报道方面是犯有错误的。除了发表《永》文以外，还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高路”、“柏青”等笔名写的文章30来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批林批孔”、“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宣传中，它们除了宣传极左理论，还影射攻击当时中央正确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孔丘之忧》、《宋江一上山，就……》等，因此，在莫艾审查结论上写有如下一段话：“从1974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间，《光明日报》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发表了许多错误文章，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莫艾当时身为《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3、结论中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错误，为什么不予处分呢?结论说：“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

结论的这段话是把莫艾的错误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审视的。当领导这张报纸的中央领导人是坏人，是反党阴谋家，而且在舆论上极力推行他们的主张时，则被领导的报纸是很难不在版面上有所反映的。莫艾在《光明日报》的三年，正是党中央的宣传大权掌握在“四人帮”姚文元手里的时候。

粉碎“四人帮”初期，中央有关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上都曾讲过《永》文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信号。此后许多年报纸杂志谈到这篇文章时，也多沿袭上述说法，更有冠以“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的，个别的则直接说成是姚文元的杰作。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在叙述粉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