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梁思成、吴良镛先生挨斗

工军宣队进校后,原校党委所有成员除蒋南翔外,都和我一起关进生物馆二楼的一间大屋内,由于他们全是男的,便用屏风隔出一个角落,让我住在里面。

在生物馆集中了一段时间后,我搬到了土木馆,和土木建筑系被审查的人关在一起。一位姓郭的工人(人们称他为大老郭),负责管理这些人,专为我开的批斗会不少,斗别人时常常还拉我去陪斗;那时的批斗会犹如马戏表演,被批者如是名人,看客才有兴趣,展览的名人越多,越能吸引观众,所以这些斗争会常常是台上站了一大队。我在清华这时已是大大有名了,所以许多斗争会都要求我出场,我也习以为常,反正现在是工军宣队,得讲点政策,在台上不会再有人按我的头,我只要站着就行了。至于那些批判发言的内容,我是一点印象也没了;我敢说那些上台发言的人也早已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

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

一天清早,土建系师生去参加秋收,我们这批关押着的人也参加劳动,并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队伍集合时,每个人都要把红宝书举在胸口,突然,和我们一起关押着的吴良镛先生被揪了出来,原来,他忘了带红宝书。工宣队大老郭翻着吴先生的背包说:“吃饭的餐具带得很齐全,连消毒用的酒精都带了,为什么最重要的红宝书你不带,这是什么问题?打倒吴良镛!”吴先生低头弯腰不断地说:“我有罪,我认罪!”队伍出发了,到地里抱麦子,我长期被关在屋子里,能有机会在这田野里活动一下身体真好。中午休息吃完自带的午餐,现场批斗会就开始了,吴先生倒霉,成了这场批斗会的主角,我和其他受审查的人站在一旁陪斗。这些被斗的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一大帮农村的孩子发现了我,批斗会一结束,他们就围上来,向我吐痰,甩鼻涕。我赶紧去追队伍,他们还是围着我不放,鼻涕、浓痰继续不断向我袭来,幸好我穿的棉大衣是连着帽子的,起了保护作用,但脸遮不住,满脸都粘的是这些脏物。带队的工宣队员大概也看不下チ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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