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健文:道德理想的建立与坚持 悼念成其林先生

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在于它必须由理而生、顺理而立。此理即天理。天理表现于人,就是人生而有之道德性。故一切真实的理想必然是道德的理想。牟宗三先生说:“道德的心是发动理想的一个最根本的源泉。”正因为它是顺理而立的,所以道德理想亦必然是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以一切由个人依其私欲而立的,对未来之期盼,皆称之为理想──如人想要建功立业,要荣华富贵,要名声显赫,要成为大企业家、某专业上之学者教授或专业人士等。这种种之希冀无论它是如何高远,都只是系于个人现实生命之愿望,都缺乏普遍的意义。所以这些只是理想的虚似而非真正的理想。共产主义者本着唯物主义而生之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因其以否定人性为前提,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则又等而下之,充其量只能是理想的异化物。
理想虽皆由道德心而发,但因为人生而有不同的气质与才性,所以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想──立志为天地立心者,可以为宗教形的理想主义者;立志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者,为文化形或哲学形之理想主义者;立志为万世开太平者,可以为政治形之理想主义者。其所志之理想在方向和形式上可以是大异其趣,但其为面对一个民族或至于整个人类社会而有一普遍意义而言,则皆无异。

追求民主信念为一真正的道德理想,因为它首先发自不忍人之道德的心,推之于外而有普世的意义。民主不只是投票选举,投票选举只是民主的一种运作的方式。民主的本体的超越意义是人要自作主宰,这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本身内在价值的肯定。人若不能肯定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则亦不能认识民主的本体价值。民主只能被认知为一种“工具”。民主作为工具当然仍是有价值的,但此一“工具的价值”只能是外在的而非本质的。外在的工具价值因其为工具性的,所以只是暂时的,更可以由其他更有效的工具所替代。故作为工具的民主是没有恒久的普遍意义的。生活在自由社会日久的人,很容易忘记了民主的本体价值,而只能感受到民主的工具意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物质的世界里失去了价值反省的能力。故在危机之际,他们多不能把持住民主的信念,而以为民主可以由别的工具可以替代。今日台湾社会正有这种忧虑,在中共的政治与经济打压下,很多人已渐渐开始接受以“一国两制”为民主的替代工具,因为他们以为“一国两制”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以替代民主制度来保障他们的自由。然而,香港的经验已经清楚的显示,这正是一个自由社会沦亡之始。

成其林先生是一个充满道德理想的豪杰之士,其道德理想就是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追求。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成先生即投身于海外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工作。八九年的“六四屠杀”的确唤起了大部份中国人的良知,此即孟子所谓怵□恻隐之心之勃发,也就是仁之发端。然而很多人却未能把握此良知之发端而一以贯之,只能任由外物把它尘封,使之不复记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六四时曾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人,今日或是已把六四的血渍淡忘了,或已作大幅的心理自我调整,更而成为中共的坐上客,美其名为“向前看”,其实正是良知的泯灭。十多年来,成其林先生从未动摇其对民主的信念与对中共专制政权的厌恶,为建立民主中国献出大量的精力。孔子赞颜渊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之。”成先生正以其生命实践了“得民主之一善而拳拳服膺之。”更进而身体力行以促成之。

成其林先生尝对我说,自己少年失学,所以学识不多。虽然先生并非学问家,没有广博的知识,然而他对于民主本体价值之理解与坚持,则远超于很多学者教授之流。他所以能对民主有如此真切的体认,正在于他能拼除很多外在思想芜杂之障碍,直接从个人的道德良知出发,以己心推之于人,以建立其民主的道德理想。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成先生正是本着其良知良能,发其心之不容已,以他生命之全幅精神,从事支援及宣传中国民主化,批判中共专制暴政的工作。成先生的一生,正正表现了人之精神生命可直接依于良知的勃发而挺立。先生以其生命实践而达至之精神境界,比之一般终日孜孜于思考或建设“理论体系”,而以知识思想蒙蔽自己良知本心的学者教授们,高出何止千百倍。

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格世界,对于豪杰的人格精神,有如下之表述:“豪杰之士之所以为豪杰之士,在其心不在其迹。豪杰之精神主要表现于其能平地兴起,先有所不忍而有所推倒,有所开宕上。故真豪杰之兴起,皆非先揣摩社会之风气,投人心之所好而有所倡导以望人之附和,而恒是在晦盲否塞,天下滔滔之时代,因心有所不安与不忍,即挺身而出,以担当世运或舍身而去,以自求其志。”观之成其林先生一生对民主道德理想之追求与坚持;对当今趋炎附势、曲学阿世者之鄙视,“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称他为当今豪杰之士,不亦宜乎?

有人以为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人,都不能称之为“英雄豪杰”,只是一群失败者。因为事实上中共庞大的政权仍屹立不倒,甚至有日见巩固之象。这只是浅薄的功利主义者“成王败流寇”的逻辑。我们只要看看今日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压已至于神经质的地步,甚而连一个小女孩在电脑网络上发表一些异见的文章都不放过,便可以知道这个政权对自己其实毫无信心。它表面虽然强大,而内在是空虚脆弱的。品评人物与历史,不应着眼于成败得失,而应以道德判断为最高的准则。就如秦始皇以杀戮一统天下,以毁灭文化历史的手段以维持其千秋万世的专制政权,其统一六国的功业再伟大,在道德良知的观照下,也只能是卑鄙的独夫民贼。任何以文学艺术的曲笔来美化暴君为英雄的企图,都是枉然。统一固然能安定天下,但必然要以道德力量完成之。故孟子曰:“不嗜人者能一之。”

诚然,成先生在民主运动上没有大的功业为世人可见,但他生命中发放的道德精神,切切实实影响了他周围的朋友及后来者,使追求中国民主化的道德理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与接受,这就是一种大功业。唐君毅先生说:“吾人知中国人之尊尚豪杰,乃主要尊其自平地兴起,以拔乎流俗之上之精神,则知豪杰之人格之价值,不以其失败或成功而有所增减…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英雄如之何能及也。”@

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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