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三月，张艺谋接受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专访，有许多内心剖白，或许提供一些启示。张因出身不好，年轻时感到自卑，很留意在共产制度下的生存之道。一九七八年以超龄条件考入电影学院，是靠了他给上级领导的一封信，破格录取。八二年分配在偏僻的广西制片厂，探听领导意图，获拍冷门的战争片《一个与八个》，新的表现手法，引起电影界注意，成为发迹的起点。他悟到“机会最重要”，不能拍片，甚么也谈不上。经过《黄土地》摄而优则导，到九十年代已炙手可热。他坦承“做导演是一种利益，我从来都是看客下菜，很实际的一个人，从来没有建立甚么理想蓝图，没有伟大感、崇高感，首先考虑的是生存。”
访问中，他回顾几个电影的创作构思，显示对于中国现实与历史还是有他的思考。他说《红高粱》与《菊豆》是姊妹篇，前者表现的“敢爱敢恨”，不是中国人的精神。后者“有贼心，没贼胆”，走一步看三步的性格，才是中国的现实，“那就是我们。”他谈到《活着》时也说，“活着”二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六四后，他说，拍《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深宅大院中的许多仪式，如点灯、封灯、灭灯，天天一样，大院里毫无生气，“就像历来政治运动，把人搞得不像人”。他说该电影隐含他当时的忧患意识。
然而近几年来，他已无忧患，大红大紫，成了国际名导兼政协委员。大捞过界，搞歌剧、玩芭蕾，尤其申奥成功，他的四分半钟宣传片，被捧上天，得意之余，扬言为了奥运可以放弃电影，表示要导演二○○八年北京奥运的开幕式闭幕式，俨然成为不可替代的宫廷首席艺术家。他的电影不知不觉成为官方行为，连擦边球也不必打，甚至传出“老谋子”将出任电影局副局长的流言。至此，他经历过的反叛与归顺之间的挣扎史便告结束，而走向权力的附庸。因此，拍出《英雄》这样赤裸裸出卖良知、为暴君翻案的影片其来有自，绝非偶然。
除人生哲学外，张艺谋的艺术观也有严重局限。他因从美术、摄影入道，比较重视电影的形式感，相对于中共长期主题挂帅的传统教条，受到观众欢迎，因而也使他形成一个偏见：“形式重于内容”。他说若干年后人们只记得一个电影的几个镜头，故事都会被忘掉。这显然是一种误导。当我们从一个禁闭的国度来到香港，可以看到最新的欧美名片时，才明白铁幕电影，包括在西方获奖的中国和前苏联的片子，在海外上座率为什么会那么低？不说在内容上比之西方艺术家的视野与深度犹如小儿科，即使在形式上，又怎能和人家建立在尖精科技与大企业基础上的电影水准相比？张艺谋以为请到李连杰、张曼玉用大吊车穿钢丝飞来飞去，便可以成就经典之作，实在不明白这位扬名四海的大导，何以如此自信？有人形容张艺谋的电影是指挥团体操表演，真是可圈可点。
张艺谋的故事，是一个本来有可能走向杰出的艺术家，堕入庸俗的故事。他的宿命来自于他那一代人成长的悲哀。从文革混沌到邓小平猫论治国，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只是权力和金钱，没有几个人讲良心和道义。因此，张艺谋所代表的至少一代人的艺术的工具化，回避和缺乏深度与内涵，轻易地被权贵所利用，也就顺理成章。
有辩之者言，不能将艺术政治化，艺术应是个人的创作。不错，我们知道一位欧洲作家写九一一惨案是“ＣＩＡ的杰作”成为畅销书，但那是在一个完全自由化社会的现象。可是当中国千百万人的言论自由都被剥夺的时候，肯定张艺谋之流制造新的样板戏的自由，公平吗？为了一己的光荣而依附于一个有欠数千万人命的专制政党而不知自省，这样的精英，该不该骂？
(来源：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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