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天乙:王丹与胡锦涛，都是“团派”？

此外，做过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的杨永良，刚刚当选湖北省的人大主任；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杨崇汇，也得以连任云南省政协主席。

于是海外的中国政治观察家敏锐感觉到，中国政坛迅速崛起了一群有类似共青团背景的人。这些人有的还公开以当年的共青团经历为荣，比如新任北京市长孟学农。一时之间，仿佛真有“团派”这么回事儿了。

不过孟学农同时还大唱赞歌，说当年的共青团老领导胡锦涛“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如果在这回地方诸侯大调整过程中，胡锦涛因为有共同的共青团经历才出力提拔一些人，恰恰徇了私情，不够“公道正派”，那么孟学农的这番话岂不是对胡锦涛的公开讽刺，本想拍马屁却偏偏拍到了马蹄上？查孟学农历史，是从北京小胡同的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当过工人，类似李瑞环，并非得天独厚不学无术的“太子党”，应该多少有点真功夫，断不至如此不识深浅。

再者说，如果真有所谓“团派”，孟学农一方面大声疾呼学习胡锦涛“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另一方面又公然为这个“团派”拉拉扯扯摇旗呐喊，就成了自己打自己嘴巴子，自己出自己洋相，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亲手把新市长与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划上了等号。完全不像精明的政治行家，倒有几分像是自虐狂。

依在下猜想，按照中国官场现象常常要从反面解读的规律，孟学农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高举共青团大旗，倒有可能正是因为胡锦涛一贯“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没有拉帮结伙搞“团派”的丝毫把柄可抓，从而根本用不着小心翼翼躲避嫌疑的缘故。

从胡锦涛的角度看，姑且不论大张旗鼓拉帮结派不合他一贯“韬光养晦”风格。才当总书记不久，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转正”的严峻考验还在后头，正是特别需要“公道正派、不徇私情”一碗水端平的时候，以便让该走的人尽管放心地走，想团结在自己周围者不分五湖四海，心无芥蒂投奔而来。放着“真龙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踏上村野小民的羊肠小径，甘心把自己局限埋没在小团体小帮派里头，提拔一小撮打击一大片，实在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贬身份，自废前程。以胡锦涛的聪明才智，未必肯出此下策。

汉高祖刘邦经过儒生开导，醒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经过毛泽东时代经济“穷过渡”，政治上“不断革命”不断动荡的折磨，中国共产党也总算领悟到，能依靠“穷棒子”夺天下，不能再指望仅仅靠“穷棒子”治天下。拓展政治基础，对巩固政权继续掌权有利，几乎已经是今天中共上层多数人的共识，所以才有了从公开标榜“无产阶级政党”，到企图“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全民政党的偷偷转变。胡锦涛当然是决策扩大中共政治基础的参与者，不可能不明白，广大的政治基础无论对于国家、政党还是个人的平稳执政，掌握并巩固权力，都至关重要。他已经官居全党的总书记，眼看就要当上国家主席，正是登泰山一览众山小，视野空前开阔的时候，没有理由反而要退守到某一个小圈子里，压缩自己的政治基础。

划分“团派”的主要依据是，是否当过团干部。既然如此，那么著名的海外民运领袖王丹也理应是胡锦涛“团派”的一员。据王丹本人自述，他在中学里就比较关心政治，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学校的团委委员，区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甚至参加过团中央的恳谈会。一直到高考的时候，还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团干部。

可是当真把王丹与胡锦涛拉扯在一起，几乎谁都能看出是个政治大笑话，其政治幼稚程度，恐怕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要望尘莫及。很明显，共同的共青团背景并不足以抹煞他们在其它方面的对立和分歧，团结成一家一派。换句话说，有比共青团背景更重要的东西决定着胡与王关系的亲疏远近。这种更重要的东东，是在过去共产党教科书里大写着的理想、信念、主义、志向、路线的不同，而在我辈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则宁愿归结为利害考量的差异。改革开放了，资本家入党了，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似乎也不再在乎理想、信念、主义、志向、路线的一致了，共产党终于腐化堕落到我辈凡夫俗子的同等水平了，于是利害关系的考量在中国大地普遍地变得非同小可起来。胡锦涛要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权勤奋工作，王丹要为海外民运的夺权事业努力奋斗，这就注定了他们老哥俩无论如何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虽然他们确实拥有相同的共青团背景。

实际上，在火线入党成为历史之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入党之前的中国，团员作为党员的后备军，团干部是党政干部的后备军。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在党政机关发达发迹的团员和团干部自然就多到海里去了，在胡锦涛及其稍后的年代，他们堪称是中国党政干部的主要来源。而人类商品社会的法则通常是这样的：物以稀为贵，大路货不值钱。党政机关的团员团干部既然多得比比皆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或者一体归属感也就变得十分稀薄起来，稀薄得几乎没什么实用价值。在僧多粥少的向权力高峰攀登过程中，互相竞争很可能多于相互合作。

简而言之，胡锦涛要么如同孟学农称赞的那样“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根本不曾拉帮结派，要么也应当是围绕共同利害关系形成某种派别。至于所谓“团派”，一方面范围大而无当，没边没沿，人物形形色色，关系错综复杂，共同利害目标不明朗，内在一体感和凝聚力极其稀薄极其勉强，因而缺乏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势必激起圈外人的反感，在胡锦涛身边筑起一道妨碍广泛团结全党全国各方各面的围墙。结果显然是作茧自缚，得不偿失。

退一万步讲，胡锦涛一定要撇开利害关系去拉帮结派，那也应该以“我”为中心，多拉几个帮，多结几个派，才是正理。比如“团派”之外，还应有“清华派”(在清华读书，工作，8或9年)，“安徽派”(祖籍安徽)，“江苏派”(在江苏出生，成长，十几年)，“青海甘肃派”(工作14年)，“贵州派”(省委书记，3年)，“西藏派”(自治区委书记，4年)，以及“水利派”(在水利系统学习工作十几年)，“建筑派”(在甘肃省建委工作7年)，等等。可是迄今为止，仅仅听说有“团派”。而实际上胡锦涛做共青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82年9月成为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开始，到1985年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去贵州当省委书记，满打满算不过3年时间，期间也并无突出事迹特别值得留恋，倒是在贵州访贫问苦，在西藏平定动乱，多见记录。胡锦涛凭什么唯独珍惜这短短3年的经历和交往？实在令人大惑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