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北大生活之最

最难得一见的:

不是校长马寅初,而是班主任,开学时于班会上亮相,嘴上没毛,白面小书生也。四川口音颇重。自此以后,杳如黄鹤,待到毕业典礼,方得第二次相见,书生风度如故,面白如故,四川口音如故。

最难忘的报告:

系主任杨晦讲北大“五四”时期,本校正式学生无法入住北大宿舍,而外来旁听生却傲然占据。经多方辩论,方认理屈,乃拂袖而去,口占有云: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大爷回家住。一时遂成北大民谣。惜未为北大民谣研究会注意,未能载入当时之民谣周刊。

最可同情的:

一东德女留学生与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热恋。东德属于苏联阵营,而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爱情与政治冲突,乃以柔克刚,转入地下。政治则以刚克柔,令女生退学归国。两年后复学,补考《现代文学史》,考题为:《阿Q正传》的典型意义。该女生,于爱情则大无畏,于阿Q似颇畏缩,语无伦次。适主考教师严家炎先生外出,嘱余主持,出于对其爱情之忠贞之敬意,乃打85分以示奖励。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学生轮流下乡劳动,一漂亮女同学与一匈牙利男留学生恋爱;劳动期间躲入匈牙利留学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直贴至留学生宿舍。该女同学以留学生宿舍为城堡,坚守不出。多日后,匈牙利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该女士与匈牙利公民结婚,按匈国国籍法,已成为匈牙利公民,现派该女公民至中国北京大学留学。

万千大字报先为风雨冲刷,后为学校工友细心洗去。

最不可思议的惩罚: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摆摊,为学生洗衣。衬衣一件四分,裤子一条七分,袜子二分。本班某同学,对其中之一女工,虽未对谈,颇有好感,乃于衣物中留一条曰:请于某时至未名湖一谈。当吾同学欣然到达湖边之时,不意于土坡背后跳出一彪形大汉,乃女工之丈夫也。将吾同学扭送至校卫队,后为公安局内“传讯”七日。团支部开会,批判其道德堕落。全体女同学义愤填膺,莫不面红耳赤。支部一致决议,开除团籍。

嗣后,学校方面做出勒令退学之决定。

最耐人寻味的:

一位从福建师大至北大的进修生告诉我,北大课堂有三怪:其一曰:《中国文学史》课程从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曰:讲义,最多也就发到宋朝。时为1958年春天,正是火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若在地方高校,则大字报上烈火熊熊,声讨之声四起。北大大字报一日多达千余张,无一张涉及此事。其怪之三:教学如此无系统,然而考试却极有系统,北大学生安之若素,处之坦然。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烧个人主义运动,有一教授在课堂上作自我批评曰:很少和同学接触,失去向同学学习之机会。至今所有同学均不认识,只叫得出贵班班长,张XX同学。全场轰笑。教授问所笑为何,答曰:班长姓吴。

最尴尬的:

时常走错课堂,一旦铃响,发现误入,早已身陷桌椅及端坐之人群之中,脱身之难于李白出蜀道。一日,坐入二百人之阶梯大教室,待发现所来非中文系教授:不戴帽子,仅戴一蓝色遮阳帽檐。所讲之题目为:一加一不等于二。四座学子,如坐春风,秩序井然,奋笔捷记,沙沙有声。虽然似懂非懂,为不致贻笑大方,乃作深为希腊古典哲学迷醉之状。

多年后,每与学人谈及哲学,此一经历成为吹牛之资本:有幸亲耳聆听大哲学家金岳霖之课程者,于今世尚有几人邪?

最瞧不起的:

四楼一同学,独居一室,多年来,独来独往,无人为伴。细问之,此人乃分配至新疆工作,而拒不前往报到者。不服从祖国需要之人,不配为新中国之大学生,理应为我等所不齿;全体同学自觉与其划清界限,理所当然。

最难以实现的格言:

“反右”前期,吾与一新闻专业同学常常相聚,坚信胡风不是反革命。运动进入第二高潮,“深挖”暗藏之人民敌人阶段。遂忧惧日甚,不知何日沦为“右派分子”。约定每日于小饭厅今日之所谓“三角地”边相见,通报祸福。一日姗姗来迟,面色阴沉,云:吾已成“分子”矣。为双方安全计,约定不再见面。该同学临别赠言为:

让我们学会自私吧!

积数十年之经验,坚信言之甚易,行之甚难。王阳明先生知易行难之说,于此又一证明也。

最悲惨的选择:

一同学被划为右派,情节属于最为轻微者,留于班级照常学习。昔日之朋友与之交谈日疏。乃密告其挚友:如此精神歧视之苦,孤立之痛,不若于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闻之,皆以为戏言。数日后,该同学于东安市场,从一中年妇女手中,抢得毛线一束。女狂呼,然而追之不及,盖该同学乃长跑运动员也。乃缓步等之,后为公安局拘捕,送劳动教养。至今音信杳然。

最难幽默的:

1958年春,反右运动过去,乃有“向党交心”之运动,主题是“搞臭个人主义”。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如能公开交心,当众坦白,脱了裤子割尾巴,最为光荣。然而,北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爱面子,运动迟迟不见进展。

某日某党员同学毅然于全年级大会带头交心,沉痛检讨进入北大以后忘记党和国家的培养,个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蜕化变质,陷入个人主义泥坑不能自拔。有意于某女同学,屡屡不得逞。乃于一日,持信至女生楼,请意中人一阅。曰:答应则好,不答应,则立即从楼上跳下。偶一回头--该女同学满面通红。

暴露自我,如此坦诚,众同学莫不自惭形秽。一男同学受此鼓舞,乃于小组坦言,读《史记》,从怀疑刘邦人品,联系到毛主席,此等思想实在危险,当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数周后,此同学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20余年后方得平反,数年前已经退归林下,侍弄几亩薄地,信中时而流露陶渊明“采菊东篱”之乐。

最无法弥补的:

反右时期向一同学借得罗曼·罗兰之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乃豪华精装本,系一波兰留学生之馈赠。草草阅读一过,遂乃归还,时该同学已经成右派,未惶交谈,不久即被发往北京郊区劳动,二年后复学,吾已为助教,适往该班辅导,四目不敢相对。

至2000年,毕业40年聚会,方得畅谈。该同学揪吾胸衣曰:赔吾《约翰·克利斯朵夫》来。问其故,曰:当年君于书上胡乱批注甚多:“枯燥不通放屁胡说”,彼虽心甚恨之,然而限于右派身份,不敢索赔也。

言讫开怀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后,此乃无价文物也。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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