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硬要成真吗 ?

　　又近春节，于是又要争说民工话题了。民工话题的季节性热闹，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春节前，以工钱问题为重点，第二阶段在春节后以规劝“不要轻易外出”为重点。今年的讨工钱，出现了不少“跳楼秀”。往年讨工钱，多是“黑心老板逃匿”，“民工反遭打”，所以民工大得舆论界的同情，当然同情是否解决得了问题，是另一回事。今年因为出现了几起“跳楼秀”的事件，民工竟落到了连是否应该同情都不无疑问的地步。
　　对工钱问题，我向来的看法是应当有一套办法使工人能够按月及时拿到工作报酬，而不是被迫拿这种一年一结的怪种“年薪”。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似乎是一件比建三峡工程还要难的事情，民工一年一度讨工钱在这些年头里便一次次上演。
　　这是一群可怜的工人，他们被称为民工，已经被清晰地标定了“非正宗”的地位。我在听到民工这个词的时候，总会想到过去的安源煤矿工人或者上海纺织厂里的包身工。照说那些工人也大都属于民工一类，但那时并没有“民工”这样的词来将他们从一般工人中分割开来，现在我们却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明草棚里的那部分工人其实不算工人。
　　“讨工钱”这个说法呢，也相当有历史感。因为《白毛女》这部“样板舞剧”对我造成的印象很深，每听到“讨工钱”的说法，我就要想到杨白劳。现在有一种新认识，说杨白劳讨不到工钱，有他跟黄世仁的协议为法定依据。这自然是体现出当今“重合同，守信誉”的意思。然而，就算“重合同”，现在的“民工”们与工头或者老板签的难道是不能获得工钱的“劳动协议”吗？
　　转头说“跳楼秀”。很多人认为，讨工钱应该通过正常渠道，为讨工钱而作“跳楼秀”，应当严惩。这体现了一些领得到工钱的人的意志。领得到工钱的人，可以很轻松地设想讨工钱的种种办法，但在严峻的生活现实面前，轻松的设想也容易沦落为轻佻。优雅的人士不知道什么叫“走投无路”的体验，但往往善于劝人宽心。
　　做工取酬，天经地义，按照这“天经地义”的法则去做，就没有讨工钱的问题。但现在做工得不到报酬，是谁改变了“天经地义”的法则，这是认定责任的第一问题。讨工钱有“正常渠道”，是否便于民工使用，是第二个问题。民工在一些地方长期被视为妨害城市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因素，成为在城市里无充分权利保障的特殊群体，他们怎样利用“正常渠道”呢？“正常渠道”的有效性，是第三个问题。经验告诉我们，有很多事情，本来只是小事一桩，但正常渠道就是办不成，直到把问题搞大了，才在“特别批示”下得到解决。
　　“跳楼秀”不过是把事情“闹大”的一种形式。事情闹大了，问题好解决，这已经成了一种类似于惯例的现象。“跳楼秀”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如工人权益问题、社会运行机制问题等等，但现在舆论大有放弃这些思考而痛斥“假寻死”的意思。一些人认为真的跳楼值得同情，“跳楼秀”则不可容忍。这一观点隐含着“真死要比假死好”的结论，这样的同情售价高昂。我想，就算是“假寻死”又怎么样，总比真的跳楼死人为好。
　　既有对跳楼死者同情之心，就应该庆幸跳楼者没有真的死掉之意吧。“说跳就要真跳”，与其说是求真，不如说是凶残。祥林嫂撞过桌子，后来就有人议论她不该没有撞死。二婚头哭嫁，总有人说她假节烈。道学家的“真”，总是逼人送命的。

摘自南方周末(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