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青梅煮酒论《英雄》：暴力美学的盛宴

　　《英雄》，这部以皇帝所谓“天下”信念打击赵国恐怖主义者的“反恐史诗”(为迎合好莱坞和美国市场的所谓“媚美”)、过分炫耀制作技术的“视觉大餐”(媚俗)、被几个苍白的人物符号弄得“毫无人性”的道德说教(媚政)的 “三媚”作品，在电影院却演成了一场搞笑晚会，人们纷纷捧着肚子走出观众席，被它的“硬伤”制造出的“大话笑料”搞得乐不可支。另一方面，用“天下”来要求人自动放弃个人的自由、平等、信念、尊严、情感以及全部的生命欲望。这在整个知识界引发了一片严肃的斥责。知识分子推销了二十几年的
“人性论”和“人文主义精神”，好不容易初见成效，竟被张艺谋的一个片子弄得烟消云散，张导不幸因此而沦为电影界的“反动派”。这和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下场几乎如出一辙：赢得了“市场”，却彻底输掉了“思想”。

　　在我看来，媒体记者有关“打架”的诘难真是一针见脓。《英雄》其实就是皇帝和流氓打了一场好看的架。它和坊间泼皮行为的差异在于它更加“美学”。在《英雄》里，由于秦始皇和“荆轲”们的合作，一种电影的暴力美学 被推到了极致：刺客(流氓)之剑与独裁者之箭的对决，在拙劣的半文言对话和“罗生门”式的推理中，转换成了一场温情脉脉的“美学交易”。“想不到最了解我的人是我通缉的头号要犯，而不是满朝文武。”这段秦始皇和刺客“无名”的对白，刻画了极权主义和流氓主义之间的精神默契。他们是暴力的双赢
者，也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在所谓“和平”的言辞中无耻地瓜分了“天下”的正义，双双升格为社会道义与“和平”的代言人。那些华丽的工业塑料和中国丝绸，掩盖了两千年前大屠杀的血腥历史。过去人们一直强调革命暴力之好(即 暴力的道德合理性)，如今风向一转，又开始张扬起了暴力之美。好莱坞的技术美学赞助了这场暴力美学的盛宴。

　　张艺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用商业主义和票房期望来掩饰他的反人性立场。不错，《英雄》的好莱坞式的技术展示打破了票房纪录，成为疲软的电影市场“救市主”，并由此引发了一片可笑的欢呼。但这反而触发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在资本的时代，暴力为什么如此商业，而且还会无耻地上升到美学的高度？

　　中国电影和电视的暴力指数，正在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回溯这个过程是件很有必要的事情。从香港爱国武侠剧《霍元甲》(1981)、黑帮流氓剧《上海滩》(1982)和日本武士片《姿三四郎》(1983)开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就开始了与暴力结伴而行的历程。传统江湖的流氓英雄主义，成为支撑中国影视业收 视率的支柱，形成了与好莱坞迥然不同的东方式暴力趣味。它的核心就是所谓“中国功夫”、一种拳击和斗殴器械的传统技巧。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就是文化贫血的影视业搂钱的至尊法宝。这种毫无节制的流氓功夫游戏正在愈演愈
烈。与“色情”的命运截然不同，在中国文化市场，暴力从来就没有遭到过任 何非难和围堵。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影视都至今都未能形成自己的分级制 度，以阻止未成年人过早地接受暴力的洗礼。

　　不仅如此，李安的《卧虎藏龙》在好莱坞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包括张艺谋在内的中国导演，同时也推进了暴力美学的进程。一方面电影院暴力“看起来很美”，另一方面社会暴力指数却日益膨胀，谋杀、爆炸、蓄意制造空难…… 其数量和规模都已达到空前的地步。这种荒谬的景象，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病态 图景。是的，暴力也是一种“人性”，但那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无论是刺客的暴力还是皇帝的暴力，无论它看起来多美，最终都只能是人类社会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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