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回国趣闻
海明: 近一年来,海外华人和学者吵得沸沸扬扬,说国内发展得如何如何,比美国好。怀着一颗好奇和激动的心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签证:
所有到过香港的人都说,香港的办事效率高,办签证只要半天时间。我到了中国驻港办事处,排队一小时到了窗口,办事的小姐看我是中国人,问我是不是持有过中国护照,我如实告诉。她说:“因为你是第一次持美国护照入境,我们必须要看你的旧中国护照,否则不给签证”。这真是当头一棒,我的旧中国护照没带在身边,能否找到也不知道。即使找到,快件也要4天才能寄到。心情再也激动不起来了,马上给太太打电话,特快传递护照给我。
然后打电话给朋友,他大骂我傻冒:“你为什么要说你是中国人呢?明天到旅行社再签,不要说你是中国人”。第二天到旅行社什么也没问,只是多交了180元,半天签证到手。当然,那30美元的快件费就算交了学费。
入境:
离开香港时是早上7点半,出境处小姐态度很好,说了一声“欢迎你再来香港”。到了罗湖入境处,一位男性入境官员用一只手撑着脑袋,一只手拿过我的护照,看了足有3分钟,仍后把护照扔给我(不是递给或推给我,是扔给我),同时扔过一句话“可以走了”。
从罗湖到酒店的路上,有一段路要绕道。出租车司机”果断”地开上逆行道,开了足有1公里长,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他却像没事一样,看来不是第一次。
上海:
高楼大厦林立,地铁仍是非常非常拥挤。朋友一再叮嘱要小心证件的丢失,所以我把钱包和护照放到了最安全的地方,可是,我的通信录还是在地铁里被人偷掉了,害得我无法和朋友联系。所住的旅馆有“宽带”上网,我好高兴,可是一用才知道 “宽带”并不宽,一页纸的文件发了5次,一个都没发出去。至于海外常见的网站,根本无法访问。
晚上想吃一点家常饭,酒店给介绍了一家,进去一看很多人。问服务员,如何才能找到位子,他说要自己抢。抢了大约15分钟,还是没能抢到。只好求服务员帮忙,她打头阵我在后,才终于找到了一个位子,可见中国竞争之激烈。
母校:
回到了母校,同学见了不少,一个个是教授或院长。问到他们的工资,说是一俩千元,实际上可以拿到一万多元,其中自有奥妙,这是属于合理合法。一个同学讲了俩个新的现象:有的学生上学,母亲在学校周围租房子住下培读,已不是新鲜事;考试作弊被抓住,理直气壮,毫无惭愧之意,只怪自己手段不高,下次要提高。这种现象也不是一个俩个。
临离开母校时我和几个人正在招待所吃饭,突然杯子和盘子从厨房飞了出来,一问服务员,才知道是厨师打架,还动了刀子。我自己吓了一跳,胃口大减,再看看我的同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一幅见怪不怪的大将风度。
饭桌上自然是无话不说,不时还来上一两句新名词,说是“与时俱进”。有人问我 “你知道什么是‘与时俱进’吗?实际上是‘与势俱进’。没有‘势’你就别想进”。深刻深刻,入木三分。
回家第一站:
老家不通飞机只好坐长途汽车,名叫卧铺车。上车后被告知“三个人,俩块被子”。我上去的早,给了我一块,旁边的俩口和盖一块。中途上厕所,回来后发现我的被子已被别人“拿去”了。自认倒霉,为什么要上厕所呢?一路上冻的不行,硬撑了俩三个小时,只好求旁边的俩口子,分给我一点被子,总算熬到了第一站。到站下车后,不知在什么地方,旁边的三轮车夫非常热情,4元可以送我到目的地,我真感激。可刚走没走几步就到了,结果朋友又大骂我傻冒,平时只要1元钱。不过,我不后悔,天寒地冻,农民兄弟毕竟拉了我上百米。
回家第二站:
拜访完朋友,离家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上车之前,朋友告许说一定要座那种“中途不卖人”的车,当时似懂非懂。然而不敢怠慢,每辆车来之后都要问一问 “中途卖不卖人?”,最后上了一辆不卖人的车。果然没多久,前面走的人被“卖”到了我们的车上来了,大骂上当受骗,还要再交钱。我很佩服朋友的高见,没被“卖掉”。车子继续向前开到了一个县城,时间是中午12点,很大的汽车站车水马龙,可是地上要多脏有多脏。本想找个厕所方便一下,环顾四周没有厕所。突然看到五六个大汉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排成一字型,解开就小便,如入无人之境。
汽车开出城没多久,上来了一个身穿警服(制服)的人,不知为啥,没说俩句话就要打一个农民样子的人,车上的人一边拦着,一边好说歹说才没被打成。临下车还留下一句话“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到家了:
来了一帮人,大都是亲戚和邻居,自然就谈到了某某的孩子怎么样,学习怎么样,等等。一位本家的侄子,谈到他的孩子上了县城高中,可是因为孩子视力不好,又不能座到前几排而落泪。“现在的中小学老师上课瞎湖弄,周末花钱再补课。好不容易考上高中,还要收‘座位费’。买一个前几排的座位要花4000元,要不上又怕把孩子给亏了”。
回家的第二天,走访了县城里的几个同学朋友。第一个是警察,没说几句他就自高奋勇地说:“我们什么都罚,不属于我们范围的也罚,不罚款哪来钱?反正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哪一部门的,谁敢告公安局?”。“我们的科长和局长忙于跑官,碰到案子,只有一句话 ‘你看着办吧’。成绩当然是领导的,所以,我们碰到有文化的,一般就是罚款,或哄一哄放了,也许明天他也是个官。对于没文化的,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一上刑什么都承认”。
第二个是农行的副行长:“我已经为我的儿子联系好了,去英国读大学,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去英国读大学的价格是80万人民币)”。旁边人说“人家这才叫有本事”。他一个副科级国家干部,哪来那么多的钱?如果他是个处级,厅级,或部级呢?
第三个是公安局的副局长。我到那天正是他“搬正”的考察日(现在由副职升为正职叫“搬正”)。晚上10点匆匆露了一面说:“组织部,人大,和党委的几大班子考察了一天,晚上还要陪他们到某某地方玩去”。当然玩的内容就不言而喻了。第二天,他兴高采烈,“搬正”大功告成,非要专车送我回家不可。一路上警笛长鸣,警灯闪烁。我几次提醒他关掉警笛,他说“我天天如此”。
第四个是一位高中同学,在他家住了一晚上。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告诉我,他早已皈依佛教,据说层次还不低,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天象和社会变化。可是因为不吃肉不喝酒,没法应酬,到处遭人们耻笑,差一点丢了工作。现在他是不敢在同事们面前提一个佛字。他说要修口,而且一定要我保密,电话和信件不要提任何信仰的东西。
返回美国:
第一站是北京。当天是星期六,正下大雪。我住的酒店暂停旅行支票兑换业务,周围的酒店只给本店顾客兑换。大雪中走了几条街,到了中国银行,又到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都不给兑换,理由是“没有牌价”。最后到了一家酒店,值班经理是老外。说明来意后,他说“我们一般只给本店顾客兑换。However,no problem”。
离开北京之前给大学的同学打一个电话表示感谢。出于好心,他一口气给我提了不少建议:“你们出国多年,变得太机械啦,什么对与不对,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下次回国,不要埋怨‘网站被封’‘上不了网’,人家怀疑你是国外势力”; “不要给别人说国外报纸和网站看到的内容,这里太敏感”;“不要提“六四”和民运…”;“不要提什么某某留学生回国被抓,又放了…”;“不要说在海外看到过炼法轮功的人…”;“不要说海外对十六大怎么看;不要提大使馆被炸…”;
到了机场,碰上一位生意人,也是业余政治家,刚从新疆来北京。因为下雪,在新疆机场被困了俩天,骂声不绝:“????,俩天没人出面给我们解决吃住的问题。说是天气造成的延误,航空公司不负责”;“机场的除雪机器属于民航局,启动一次几十万,航空公司不愿出钱。旅客干着急没办法”;“雪都化开了,机场没人敢放行,怕担责任”;“俩天后可以起飞了,机场的值班主任45分中找不到开门的钥匙”;
候机室书店的电视机上正播放一位专家演讲的录像带,话题是“公平与适应”:“…我们不能一昧地追求公平…,我们要去适应…”。中国人啊,还不够适应吗?
回国一次,各地的的小吃太多了,长了几磅肉自不必说。这里所列故事,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并无褒贬之意,只供大家参考 。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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