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有指望的中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羞耻

我尊敬的朋友、著名青年作家安黎先生前不久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心灰意冷,对这段腐朽的时间,对没有指望的中国。在现有的体制下,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羞耻。

安黎是陕西省西安市一家杂志社的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人物》、随笔集《丑陋的牙齿》等。在时隔一年多后,我们才重新取得了联系。安黎是好样的,能够诚恳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他是勇于知耻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心灰意冷呢?他为什么不知耻而后勇呢?为什么不学习王力雄勇敢地宣布退出作家协会呢?为什么不学习陕西乡党司马迁,忍辱负重地写出一大批关于羞耻的优秀作品呢?我在一篇笔记中写下上述这段话后又说,羞耻并不可怕,还是鲁迅先生高人一等,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哀莫大于心死。奉劝安黎先生,还是“化羞耻为力量吧! 

事实上,蒙羞的不止一个作家安黎,也不止一代知识分子。西北工业大学前校长林牧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维青采访时说: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号召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六个字,使我们相信共产党。周恩来在重庆讲话也说,新的民主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

正因为轻信了共产党的承诺,怀着对中共所描绘的未来民主政府宏伟蓝图的无限向往,无数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像赌搏一样全部押在了共产党身上,并且在中共建党及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1949年新政权建立至今,知识分子遭受到了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和接二连三的打击迫害,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心有余悸,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剧和知识分子的巨大耻辱。

更可悲的是,知道羞耻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似乎越来越少,而勇于表达的更成了稀有之物。还有一部分则与时俱进,干脆成为独裁专政集团的帮凶和走狗。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处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劳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迫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家杨显惠历时5年写出了纪实小说《夹边沟纪事》,他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位夹边沟受害者在八十岁高龄时竟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把在党旗下拍的一张照片拿给他看。这样的不但不知羞耻、反而以耻为荣的知识分子怎能不让人心寒!

湖南出版的《书屋》杂志1998年第5期上作者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禁果之谜》中说,羞愧,是只有人才有的心理反应;动物是不会羞愧的,也不知羞愧为何物。动物的心理反应,有兴奋、有恐惧,甚至有烦躁,但没有羞愧。

今天在探讨知识分子的话题时,羞耻(羞愧)不应该成为一个主题,因为它实在是一个最起码的做人的底线,应该是羞于提起的。但既然提起来了,就不能不多说两句。如果不能够化羞耻为力量,恐怕连做人的资格都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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