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有指望的中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羞耻
我尊敬的朋友、著名青年作家安黎先生前不久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心灰意冷，对这段腐朽的时间，对没有指望的中国。在现有的体制下，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羞耻。”
安黎是陕西省西安市一家杂志社的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人物》、随笔集《丑陋的牙齿》等。在时隔一年多后，我们才重新取得了联系。安黎是好样的，能够诚恳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他是勇于知耻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心灰意冷呢？他为什么不知耻而后勇呢？为什么不学习王力雄勇敢地宣布退出作家协会呢？为什么不学习陕西乡党司马迁，忍辱负重地写出一大批关于羞耻的优秀作品呢？我在一篇笔记中写下上述这段话后又说，羞耻并不可怕，还是鲁迅先生高人一等，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哀莫大于心死。奉劝安黎先生，还是“化羞耻为力量吧！
事实上，蒙羞的不止一个作家安黎，也不止一代知识分子。西北工业大学前校长林牧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维青采访时说：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号召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六个字，使我们相信共产党。周恩来在重庆讲话也说，新的民主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
正因为轻信了共产党的承诺，怀着对中共所描绘的未来民主政府宏伟蓝图的无限向往，无数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像赌搏一样全部押在了共产党身上，并且在中共建党及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１９４９年新政权建立至今，知识分子遭受到了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和接二连三的打击迫害，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心有余悸，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剧和知识分子的巨大耻辱。
更可悲的是，知道羞耻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似乎越来越少，而勇于表达的更成了稀有之物。还有一部分则与时俱进，干脆成为独裁专政集团的帮凶和走狗。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处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劳教农场，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迫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家杨显惠历时５年写出了纪实小说《夹边沟纪事》，他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位夹边沟受害者在八十岁高龄时竟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把在党旗下拍的一张照片拿给他看。这样的不但不知羞耻、反而以耻为荣的知识分子怎能不让人心寒！
湖南出版的《书屋》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５期上作者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禁果之谜》中说，羞愧，是只有人才有的心理反应；动物是不会羞愧的，也不知羞愧为何物。动物的心理反应，有兴奋、有恐惧，甚至有烦躁，但没有羞愧。
今天在探讨知识分子的话题时，羞耻（羞愧）不应该成为一个主题，因为它实在是一个最起码的做人的底线，应该是羞于提起的。但既然提起来了，就不能不多说两句。如果不能够化羞耻为力量，恐怕连做人的资格都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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