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腐蚀的中国经济(一)

有一个机缘引起我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此后，我接触到的，大都是有关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材料。这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中国经济随时会崩溃的结论。我把这个结论拿去跟几个我尊敬的中国经济专家请教，马上被打回票。他们有不同的理由。

有人说，中国要是会崩溃，它早就崩溃了。意思是说，它那些经济问题在别的国家不只是经济承受不了，甚至早就让政府跨台、国家分裂、体制瓦解；而中国既然能撑到现在，表示这个社会已经适应这样的环境，已经免疫了，所以这些问题已经不会让它崩溃了。

也有的人说，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对地方控制得很严密，对经济也有能力掌握，所以它不会让它倒的。有的人说，中国土地国有，它那些看起来非常严重的财政金融问题，光靠卖土地就可以解决了。

在学术研究上，有人比较苏联解体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结论是：中国转型成功、苏联转型失败。更乐观的推论，甚至认为它不久就会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世界强权。

当然也有许多人预测它会崩溃，而且似乎越来越多人有这种共识。但是不管各种主张多么南辕北辙，大家都同意中国经济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以下先提出这些问题，再说明为何中国经济会崩溃，结论提出台湾的因应之道。

1.中国经济的表相

自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二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中间虽然经过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长重新上路。1997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仍然表现“亮丽”，并成为一枝独秀的世界奇葩。2001年，几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相继跌倒，经济负成长，中国仍然“七上八下”(意思是成长率在7%以上、8%以下)的一路长红。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又引发另一波蜂拥而入的外资。许多到过中国的人，眼见它到处都在建设，整个国家好像一个大工地，新的制度、新的措施也一再宣布，仿效他国的政策快速、甚至超越。

2002年10月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室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提出报告，表示：当前经济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对最稳定、最健康的。现已进入持续发展时期。在可见的十年至十五年，只要国际局势不发生大的变化，大方针不发生大的失误，中国经济发展不仅能保持7～10%的年成长，且在2015年，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会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国民所得可达欧盟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峻宏2002)。

各级领导人对外的公开讲话，信心满满。有些经历中国优待、行政配合高效率的外商，认为中国简直是投资者乐园。从产业发展的观点，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包括多项产业的成长已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这“金玉其外”的表相，实已“败絮其中”。我们分别从经济成长、外资、国贸、财政、银行、国企、失业、所得分配、社会道德等层面，提出讨论。

2.经济“成长”有玄机

2001年台湾遭遇几十年来第一次经济负成长，失业率创下1960年代中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峰。不只台湾，连一向是健康宝宝的新加坡也负成长。全世界没有什么好消息，中国却一枝独秀，还有7.3%的经济成长率。

但是，这个成长率有两个问题：一是它与其他经济指标充满矛盾，也就是说，它的正确性令人怀疑；二是这个在极权之下的高成长，会不会像苏联当初的高成长一样，暗藏毁灭的因素？这两个问题随后讨论，我们就假设它确确实实有“七上八下”的成长。这个成长虽然高于当前所有其他国家，但从历史上看也不过尔尔。日本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都能维持在8%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同一时期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达10%，南韩也维持9%成长率长达三十年。而且，这些国家“当时”的平均每人所得，都高过“现在”的中国。

回头讨论这个令人迷惑的成长率。首先，这个高成长率与其他经济指标充满矛盾，令许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怀疑成长率的真实。代表人物之一的匹兹堡大学的Thomas Rawski教授说(Rawski 2002)，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1978～1997年的高成长率，这似毋庸置疑；但1998年以后就难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简单，像中国这样落后而快速发展的国家，不可能一边快速成长(1997～2000之间，GDP累计成长了24.7%)，而同时期的能源使用量却减少(负成长12.8%)，民航客运量、公路货运量、铁路货运量成长率都低于GDP成长率，而且物价下跌、失业率增加。

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这段期间的国民所得，也不敢直接使用各省汇报资料。好笑的是，几经调整，公布出来的各省成长率，以2001年为例，除了云南外，都高于全国值(全国值应该是各省的加权平均)！统计局有鉴于地方的“假报浮夸风”，2001年5至10月进行一项调查，竟发现有62,000多件统计造假舞弊。

怀疑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不止是Rawski，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宾州大学Lawrence Klein，与MIT的Lester Thurow等著名经济学者，以及许多专业经济期刊(如Economists)、国际经济顾问(如Lehman Brothers)、信用评监公司(如Moody's)等，也纷纷着文质疑中国的经济成长率(高长2002)。

MIT的Lester Thurow以中国城乡差距大，而占八成的农村基本没有成长(中国有关部门也承认)，那占二成的城市，要多大的成长，才能创造全国超过7%的成长率？而且，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香港，2001年几乎没有成长，那么中国其他城市又如何有超高的成长？宾州大学的Arthur Waldron则提醒国际注意，朱镕基曾公开表示，若无政府大力财政赤字融通，中国经济早于1998年就应该崩溃了。然而，有可能单靠政府融资，就能创造整个国家反败为胜地成长7%以上？

另一个质疑中国经济成长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货”特别多。存货(实际上是期末存货减期初存货的增额)在国民生产统计中，列在投资项下，是本期的最终产品。在中国的国民所得帐上，1980～93年间存货投资平均占GDP的7%(Sachs,Woo,杨,1999)，一般国家很少超过3%；台湾在过去五十年，除了经济不景气的几年外，“存货”基本上约占GDP的1%。如此，保守估计至少有四个百分点是不应有的存货(即积累卖不出去的产品)，亦即其成长率就要调降四个百分点(从7%降至3%)。根据中国内部资料，国有企业积压产品年达千亿元以上(岳山2002)。

其实，不只国外专家或专业机构质疑，中国国内专家也对经济发展现象表示不解。现任中国全国政协、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2002年8月在深圳举办的半山海景财经沙龙上，谈到中国经济的八大矛盾，包括经济保持持续、稳定、高速成长，但商品价格连续下跌、失业率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贫困问题越严重；银行存款增加的同时，部份企业资金短缺；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财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财政，从2001年9月份至今入不敷出，且跌势未衰；部份沿海和城市异常繁荣，内陆许多地方差距越来越大；水土资源越来越短缺，资源的浪费又极其严重；经济迅速增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未歇。

根据Rawski的估计，中国经济成长率在1998～1999两年各约在正2%与负2%之间，2000年约2～3%，2001年也只有3～4%。其他人的估计稍有不同，但也差不多。中国的官方与学者当然对此提出了解释，但很难看到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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