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1），昂首健步向我走来……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2）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那桩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有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的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3）。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4）时，也是如此（在全国开展的对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吓懵了）。记得那时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也会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上海话，意为：你怎么没进（监牢）去呀？】可是，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武训传》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

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5）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6）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武训传》的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至今依然糊里马虎。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7）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8）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骼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那两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继《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后，《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而头版报纸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阿丹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蓒（9）《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10）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过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45年之后，是2002年7月4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时此象，“对话”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砾石。

注释：

1.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他以“罗稷南”的笔名，翻译了不少优秀作品，如梅林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爱伦堡的《暴风雨》和《第九浪》等。

2.赵丹（1915－1980），本文作者的丈夫，山东肥城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3.《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

4.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后中国文艺界的第一次大批判，由是发端。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执笔撰写的。

5.于伶（1907－1997），江苏宜兴人。著名剧作家，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6.黄源，翻译家，作家。早年追随鲁迅先生，在上海编辑《文学》，主编《译文》等杂志。

7.王人美（1914－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祖籍湖南浏阳。1934年在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中饰渔家姑娘小猫，轰动上海。次年该片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8.王元美与杨村彬。王与杨是夫妻。王元美，女作家。杨村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