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制度化加强,合法性弱化——三谈“枪指挥党”

中共十六大的最大特点,就是凸现‘枪指挥党’;也可以说,是把‘枪指挥党’的根本权力关系进一步‘制度化’--很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十六大的权力转移具有‘制度化’的特点,我想他们并没有完全说错,问题是:十六大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实现了所谓‘权力转移制度化’,而是实际上把‘枪指挥党’制度化了。

不是说‘枪指挥党’早就是共产党的‘潜制度’吗,那么所谓的‘枪指挥党制度化’是个什么意思呢?今天就来讨论这个看法。

我们知道,毛泽东实行‘枪指挥党’,因为他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成功采取‘武装割据’(这四个字来自《毛泽东选集》,有兴趣寻根究底者请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大名篇)为中共创建了‘根据地’。等到那些莫斯科和上海来的不懂‘枪杆子’的白面书生们把‘根据地’丢掉,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东奔西突时,老毛只好用枪杆子来‘挽救党’。可以说,毛泽东的‘枪指挥党’,是在非常状态下实现的,当然说不上什么‘制度’。相反,正像我们以前谈到过的,毛还要再用很长时间的奋斗,才能真正掌握党权,形成他那一套‘枪’与‘党’权力相互交叉的制度。

邓小平与中共军队的渊源同样很深。我们早在‘十六大前瞻’专栏中,就谈到过他在军队中甚至高于‘十大元帅’的地位。因此,一九七七年再次复出之后,他不仅可以很容易地架空军委主席华国锋,而且也可以不大费力地就从当时主持军委工作、在十大元帅中排名末位的叶剑英手中拿过军权,从而开始他的‘第二代核心’时代。有了军权,老邓才能在不过八年的时间里(1981-1989),连废三‘帝’(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一切,当然是和军队对他个人的效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是‘个人’的因素,当然也就不够‘制度化’。

到了江泽民的时代,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当上总书记之前,江泽民与军队没有任何渊源;他能够出任军委主席,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因为他是‘合格的总书记’。随后,老江要实际掌握军权,当然有他一路不足与外人道的艰难奋斗。不过,总的说来,江泽民并不是靠了个人的因素而掌握军权,而主要是所谓‘制度’的因素。现在,在把党的总书记职位交出之后,他却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排名甚至高于总书记,仍然是‘拿摩温’(No.1)。这就在至少两个层面上,把‘枪指挥党’制度化:第一是把‘潜规则’明确了,而制度化的要素就是规则要明确;第二则是,我们看到,与毛和邓的情况相比,个人因素在这里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所谓‘制度化’,也就是要降低个人因素,强化规则的因素。一个与军队没有什么个人渊源的人,只要掌握了军权,也就被承认是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枪指挥党’的制度化。

不过,这个制度化,看来不能解决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任何政治困难。反而,它进一步弱化了中国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当然,‘最高权力’这个概念,在这里本身就有点歧义:是指军委主席的权力呢,还是指党总书记的权力?我看,这两个职位,无论就哪一个来看,其权力的合法性都被削弱了。就军委主席而言,既然不再是‘合格的总书记’,当然也就不再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又与军队没有渊源,继续占有这个职位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就党总书记而言,既然不‘合格’当军委主席,则反过来其‘合格总书记’的身份也就有些问题。何况,总书记既然是‘老二’,也就不能‘合法’行使最高权力--邓的时代,胡耀邦和赵紫阳,至少还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吧?两个职位都减少了合法性,是个‘双输’的局面,谁也没有因此强化自己的地位。这种‘制度化’,还真叫吊诡。

在政治学研究中,制度化的强化,一般都被认为是个正面的政治发展,甚至当制度本身并不怎么高明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歌德’派们要强调十六大在制度化上大有进步的原因。可是,这些‘歌德派’的前提就错了,认为中国应该像外国一样。看来,还是中共领导人说得对,中国就是和外国不一样。这不,‘制度化的进步’反而进一步削弱政治合法性,这是什么外国教科书上有的?相比之下,批评‘制度万能论’的‘歌德分子’,明显棋高一着。本人不才,这次也有一点儿贡献: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性?我就发现:十六大的这种政治设计也可以算上一个。
(12/11/2002 2:21)

《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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