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十六大对中国“派系政治”的影响

如何看待派系问题？派系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派系。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派系政治的出现都是正常现象，没有派系倒是不正常了。有派系，但不承认派系，遏制派系，甚至镇压派系，这既使得政治生活无比可怕，也是有违民主原则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派系政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里没有必要加以说明。中共的处理方法一直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不容许派系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用民主集中制来对付派系政治。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派系存在的一定的空间，先民主，让不同的利益和意见先表达出来，然后集中。但民主集中制也使得派系的正式化没有任何合法性。所以，当利益和意见不能加以集中时，政治斗争成为不可避免。毛泽东时代的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事件，邓小平时代的胡耀邦、赵紫阳事件，江泽民时代的“杨氏兄弟”和陈希同，等等都是派系政治斗争的产物。

中共政治要进步，就必须正视派系的存在。从派系入手，人们可以探讨如何发展民主政治的因素来。这次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已经表明中国不会走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政治，同时又强调要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说，中共并不计划向社会成员开放国家的政治过程，社会民主的道路被否定。这样，党内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可避免。而党内民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派系政治的出现。派系政治具有实质性的民主内容，就是政治学上所说的权力从一人专制或垄断过渡到多头政治。

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是典型的一人专制权力垄断政治。他们都是政治强人，他们的统治合法性是完全基于以往革命战争时代的业绩。尽管他们崇高的威望不能阻止派系的出现，但是他们有能力遏制派系政治，不让派系政治制度化，而使得自己高踞于所有派系之上，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中国的派系政治生活成为不可避免。在江泽民时代，人们不再视派系政治为不正常，相反，派系政治已经有了相当的制度化。各个党和国家机构包括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都表现出不同派系平衡和权力共享的情况。

如果派系政治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就有可能成为党内民主的起点。首先，所谓的派系就是说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政策理念的存在。遇到利益和政策理念的分歧如何处理？在派系平衡的条件下，就要考量如何建立一种民主的协调机制的问题。尽管目前还不存在这样一种民主的机制，但权力平衡的状况为这样一种民主机制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派系平衡状态也有助于中共所提倡的“三个代表”理论的制度化。要派系政治推进民主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派系政治和社会利益具有相关性，这是社会民主的方面。就是说，社会力量不能主动进入政治过程，那么他们也必须被动地和政治过程联系起来。如果派系政治和社会利益没有相关性，那会非常糟糕。各个派系可能互相掠夺社会财产，瓜分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学界所说的掠夺性国家或政党。在派系平衡的状态下，各种社会利益更有可能较为均衡地表达于国家政治中。如果这样，“三个代表”理论就会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并且能够成为中共制度转型的起点。

但是，派系平衡的原则已经消失在十六大的人事安排中了。严格地说，主流派系的形成不可避免。派系不能太多了，否则利益就不好协调。在政治中必须有其中一个派别占主导地位，就是所谓的主流政治。容许派别的存在，但如果没有一个主流派，决策就会出现僵局。但是主流派系的形成和现在“赢者通吃”的局面大相径庭。这种局面并不是要遏制派系，而是使得派系政治更加复杂化。“赢者通吃”不仅把一些派系的代表人物大大边缘化了，而且更形成了派中有派的局面。这种安排大大加强了中国高层政治在今后几年的戏剧性效果，但对高层派系政治制度化无疑具有非常消极的影响。派系政治有可能重新步入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当然，人们更不能寄党内民主的出现于派系政治之上了。

（原载《信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