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革命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董建华政府律政司长梁爱诗谴责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过分珍惜人权;今年九月,保安局长刘淑仪也批评知识分子麻烦:“难道的士司机、酒楼侍应、麦当劳快餐店服务员,会跟我讨论二十三条草案?讨论的无非律师、学者等。”

香港人都从事开车、端菜、扫地之类体力劳动,对国是、人权不闻不问,早晚只为衣食住行奔波,一生只为高官富商赚钱,那么,董建华政府治港就可以运之掌上。那是当局的理想世界。

战国时,齐国布衣王斗登门求见宣王,说他和先君桓公有四点相似。齐桓公匡世利民,孔子称为“正而不谲”;宣王得和他相提并论,心当然高兴,口却说:“寡人愚陋……焉能有四焉(怎能有四点相)?”王斗笑笑,说他和桓公一样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只有一点不同:“先君好士,王不好士……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不是阿谀奉承的人,你都不任用)。”(《战国策》卷十一)王斗这段,可以一字不易转赠董建华。

香港流行赌马,董建华不加管制,还年年去为马季开锣;香港电影渲染色情,董建华就特别优礼戏子,派警察给他们搭戏台以便声讨《东刊》。至于“非左右便辟”的读书人,他只会视同寇雠。

当然,董建华和齐宣王有点不同。齐宣王听了王斗的话,拱手称谢:“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董建华听到批,却是拍案作色,决心颁布二十三条法案整治读书人。他一定明白当年毛泽东为甚 视读书人为“臭老九”,邓小平为甚 出动坦克雄师歼灭集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

所以,虽然大学学生会、大学图书馆、记者协会、大律师公会、教师协会等等纷纷反对二十三条,董建华却告诉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我过那 多人,都听不到反对意见。”

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以读书人排第一。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则只言工农兵,江泽民最近修改中共党章,连商也可以入党了,于是国之四变成兵商工农。读书人不在其列。

现在,文化大革命终于也要在香港爆发了。梁爱诗、刘淑仪的二十三条言论,无一不是革命样板戏的台词。剧名则是赵紫阳的名言:“你怕甚 ?”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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