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宝

　　各种国宝展览，此伏彼起；各种有关国宝的故事、传奇，连篇累牍；各种流失民间或海外的国宝，不断被找到、被迎回。较早前，中国保利集团在拍卖会上用三千多万港币投得三件国宝，即牛首青铜像、猴首青铜像及铜虎头，轰动一时、广受赞扬。据报道，为庆祝上海博物馆50周年馆庆，72年倾城倾国的书画国宝将惊艳上海，并将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的一次古代书画展示，防范措施之严、保卫规格之高，不亚于上海APEC会议。

　　这都是振奋人心的好事，了不起的进步。历史上，尤其是近百年来，多少文物、国宝毁于战争年代的兵火、毁于和平年代的“战争”、毁于无知残暴之手，多少国宝受尽磨难流失海外。１８６０年的英法联军抢掠、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洗劫了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的宫廷收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中国的文物界专家说过：初步估算，在全球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收藏着上百万件中国文物。国宝流失的高峰期，一是清朝末期，二是民国初年；而文物毁损的高峰期，则属十年浩劫了。

　　然而我这里想说的是另一种国宝：人才。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古人早有认识，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著名的《王孙圉论楚宝》：楚国的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迎接时故意鸣其佩玉，问：“楚国以白珩为国宝，已经多少代了？”王孙圉回答说，楚人并不以白珩为宝，而是以人才为宝。

　　古诗古谚中歌咏人才的，何止千万，如“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古称国之宝，贤才与谷米”；“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战国)墨子；“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春秋)孙膑；“贤才出，国将昌”－(北宋)王安石；“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文公文集材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晋)左思 …。

　　传统文化中，以用人为题的典籍不计其数，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用人之道、识人之策、选人之法、育人之途等方面的论述和实践都有大量记载。周公躬吐握，刘备顾茅庐，燕王聚黄金之台，光武下求贤之诏…，无数求贤故事，千古传唱。

　　古时君主访贤重才，是为了争夺和维护家天下，而在现代国家中，人才（知识分子）则是文明的根基，思想的先锋，百家争鸣的主力，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力量，更是人中瑰宝、国之重宝矣。睡狮亟待醒来，巨龙渴望腾飞，民族需要振兴，人民希望幸福！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民主的建立，自由的弘扬，在在都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努力和奉献。

　　然而，“解放”以来，“国宝”们的遭遇何其悲惨，所受的迫害何其深重、所受的打击何其沉重！多少人被贬为臭老九，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被封了笔，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被迫写那永远写不完的检查、作那永远作不尽的忏悔，甚至被逼至死！

　　“改革”了，开放了，肉体上的迫害和摧残告一段落了，但精神上的凌辱、思想上的压制依然如故，依然将他们关闭在无形的黑屋子里。只许老老实实，跟着主旋律的节奏起舞，不许乱说乱动，立向思想的潮头弄潮。不然，轻则在生活、工作、事业上百般刁难千般卡压，重则抓进牢门或干脆赶出国门，逼得他们有家难归报国无门，甚至如刘宾雁一样老死于异乡！

　　有人说驱出国门的都是颠覆分子、抓进牢门的都是“反动”人士，那好，不说国外说国内、不说政治说科学吧。多少与六四、民运无关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被捆绑了手脚、剥夺了“发展权”？高耀洁、万延海两位民间艾滋病研究者的遭遇就非常典型。

　　高耀洁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退休大夫，1996年，她得知河南农村大批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非法卖血造成的以后，全力以赴投入教育农民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但是，高耀洁的行动和业绩，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反而处处受到刁难。她收到了世界卫生理事会的[健康人权奖]的奖牌、奖金和路费，政府却不准她亲自去领奖。政府还一直禁止或阻拦她去各地做预防艾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地方官员多方阻挠她的工作，在海外媒体报道河南艾滋病问题以后，还指责她和敌对势利勾结。

　　万延海的爱知行动项目进入有组织活动以来，项目人员相继受到各种调查和滋扰，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党组下达指令，要求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解除万延海负责的"艾滋病求助热线"工作职位，万延海和研究所所长陈秉中被批评为鼓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和同情妓女。同年8月10日，陈秉中退休。一年后，万延海被迫辞职。1994年3月，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成立，挂靠在某学院健康人类学系。2002年7月1日，政府要求该学院停办健康人类学系和调离万延海，从而爱知行动项目失去组织合法性。万先生个人还曾被北京国家安全局关押了一个月！

　　最近，迫于联合国的压力和面临艾滋病局势的异常严重性，政府才不得不羞羞搭搭地公开一些艾滋真相并略予关注。如果早几年听取高、万二位的呼吁和建议，加大关注和投入的力度，或者就算不要故意隐瞒艾滋蔓延真相，不要去阻止民间义士的自觉行动，不要去诬蔑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击迫害他们，甚至说他们“和敌对势利勾结”，中国艾滋局面也不至于面临如此巨大危机！

　　对于人才的尊重和爱护，当今政府别说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乃云壤之别，便是与古代一些开明君主相比，与近代军阀、国民党政府相比，也是望尘莫及。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其实，不仅仅是人才，所有的国民，都应该是国之宝，都应该得到国家的重视、关爱、尊重和保护。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提供力所能及的必要条件，让每一个的个性、才华、能力得到最大最好的发展，展其所长、尽其所能，这乃是政府份所当为的责任。

　　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仍以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投入为例，据业内人士介绍，美国政府提供给中国疾病中心1500万美元，就相当于过去中国政府一年给予艾滋病领域的总投入。1993---1998年，卫生部投入的艾滋病防治经费为5490元，而1993---2001年，国际组织援助的艾滋病控制经费却近6200万元。近年在国内外巨大压力下，才获得每年1亿的中央拨款专项经费，而要达到全国范围内有效干预（干预人群达目标人群百分之六十），这点钱是远远不敷的（见2002、12、2《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

　　在人权领域，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更是一直扮演着慈善和侠义的角色。不论西方国家和美国政府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人权攻势，客观上毕竟有利于减轻中国统治者的专制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居然要别的国家为中国人民争人权，思之令人齿冷而心寒！民主把鬼变成人，专制将人变成鬼；西方国家把中国人当人，中国政府却把中国人当牛马、当垃圾！

　　国之宝还有其它种种，“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亲仁善邻，国之宝也”，都是教导统治者如何以民为本、以仁为本的。今不如昔，思之令人黯然。什么时候，中国人才、中国人民能有熊猫、文物的亿万分之一幸运，能得到自己政府亿万分之一的爱护和尊重？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象迎回流失的文物一样，恳迎逃亡海外政治、文化精英归国，共商国是？什么时候，象老枭这样百年不遇的鸿儒异士能自由发言、一倾所有？呜呼！ (20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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