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拉萨镇暴中的角色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主张对学生民主运动采取温和措施,而被邓小平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中共开始检讨胡耀邦的路线及思想,并大幅度调整胡耀邦的西藏政策。
  
同年九月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自“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反抗中共专制的抗议运动。中共中央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采取果断、强硬措施防患于未然。然而,当时的“驻藏大臣”伍精华,却迟迟无法抚平藏人抗争的激情。

*八八年底接替藏人书记伍精华   

北京认为这位被胡耀邦钦定,被西藏人称之为“喇嘛书记”的伍精华,的确软弱无能,无法强制实施中央的政策,太过偏向地方民族主义一边。因此开始酝酿更换事宜。   

恰好一九八八年六月间,伍精华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个会议中,突发心脏病送医住院,之后又转往北京治疗。此间,北京高层已决定免去伍精华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   

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中,中共高层酝酿接替伍精华的“驻藏大臣”人选。十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决定: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转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此一决定得到了中共高层各派大老的赞同与大力支持。   

伍精华调离西藏的消息发布之后,很多西藏人相当惋惜这位“喇嘛书记”的离开。伍不仅是班禅喇嘛向中央争取、胡耀邦特别钦定的人选,他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党委书记中唯一不是汉人的书记。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正式宣布,由胡锦涛接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他已跟随中央赴藏考察团到西藏进行二十多天的“适应”考察。   

中共决定调胡锦涛去治理西藏,显然是想藉重他在贵州务实的经验,在改革西藏经济的同时,以温和、谨慎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另一方面,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等,非常肯定胡锦涛在贵州的政绩,同时也希望他再到最艰难的地方磨练,以便为将来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做准备。   

而胡锦涛在上任不久接受中新社访问时也强调:西藏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变动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不会因此而改变。他还强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西藏有关方面将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落实政策方面遗留的问题。他表示会落实宗教、民族、统战政策。

*对拉萨抗暴中共内部有分歧   

很多研究分析认为,胡锦涛不仅是镇压西藏民族反抗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也是第一个支持镇压“六四”学运的地方官员,以此判断他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功过。   

胡锦涛接替伍精华的主要目的显然在于““稳定西藏局势、制止分裂活动”。作为北京钦定的“驻藏大臣”,西藏政局的稳定与否,在第一线的胡锦涛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以三月八日《西藏日报》所刊登之胡戴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为由,草率地独断他是镇压“抗暴”事件的主谋。其实,在一九八九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因始终保持低调、冷静的态度,最终成为政府与武警两边不讨好的人物。   

反观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抗议事件是从二月七日拉萨大昭寺悬挂西藏国旗开始,到中共对西藏实施戒严的三月八日为止。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分歧。   

二月七日,当大昭寺出现西藏国旗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除了向中央报告之外,基本上没有商讨出任何应变对策,导致以乔石为首的中央强硬派专派工作小组抵达拉萨,并主导武警部队擅自闯入神圣的大昭寺,逮捕僧侣、玷污佛堂,引起西藏信徒的极大愤慨。   

从愤怒的僧众走出大昭寺,与来自各地的西藏信众集会并走向街头开始,到二月底,拉萨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多次示威抗议活动。西藏其他地区如日喀则、昌都、那曲、青海、甘南、阿霸、甘孜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抗议迹象。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除了逮捕关押示威僧尼之外,没有作出任何良性的处理。   

因此,三月二日一场更大的抗议行动在首府拉萨揭开序幕,三日、四日示威活动继续进行。三月三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当前紧张局势。会议一直开到四日凌晨,但因各方意见不和,没有商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供北京参考。胡锦涛只好将事件的发展状况与结果评估,以及局势的紧迫性向中央报告,等待中央的指示。四日下午,中央回电要求西藏党政军做好“战斗”准备,并随时报告局势的发展动态。   

虽然胡锦涛知道中央要采取行动,但在中央的最后的决定未到之前,他还是希望公安武警采取备战、监视、防止的克制态度。

*乔石决定镇压,胡锦涛当杀手   

武警的蛮横与民众的反感,可以说是“拉萨事件”的导火线,而点燃这导火线的始作俑者,则是主管国家安全与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   

乔石曾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到西藏考察,并试图了解从八七年九月底开始发生的抗议事件的根源。回到北京之后,乔石提议调整由胡耀邦主导、赵紫阳继承的对藏绥靖政策,并主张严加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   

三月五日,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中共武警总部的单方面直接作战动员令,随之西藏武警临时指挥部也迅速发布了在拉萨进行镇压的命令。武警不择手段的镇压,使圣地拉萨顿时变成了血迹斑斑的人间地狱;西藏人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了一九五九年的血腥事件。   

胡锦涛在无法直接控管武警的同时,也受到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等方面对武警强力不满的压力。加上自治区公安系统的三千多名警察拒绝与武警合作,导致地方与武警的分歧越加严重。胡锦涛无法抚平双方的情绪与矛盾,只好向中央汇报并请求北京尽快提出应变决策。   

据资料显示,当时在中共高层同样出现意见分歧。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认为,西藏事件发生的主因为严重的极左路线所致,于是建议以理性、克制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然而以乔石为首的强硬派却认为,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宗教界的反共势力升级,必须采取严厉的打击,否则后果不堪想像。最后,极端派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共大老的采纳。   

三月七日晚间,胡锦涛接到了中央在拉萨实施戒严的指示,并向自治区党政军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中央还特别肯定并赞扬了武警部队的英勇精神。   

以胡锦涛小心、稳健的个性,他当然迎合北京的决策。三月八日,代表西藏党委喉舌的《西藏日报》刊登了胡锦涛戴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并发表了措词强烈的评论员文章。

*行事稳健缺乏魄力忠于中央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共政治生态发生剧震,中央权力板块重新组合。使得胡耀邦、赵紫阳的对藏怀柔政策走入历史。胡锦涛更积极地响应党中央的政策,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手抓反分裂斗争,稳定局势;一手抓改革、建设两件大事”的政策。   

从“拉萨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出胡锦涛只是一个忠诚的官宦,如实执行中央“圣旨”而已;他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不敢”擅自做出未经中央“点头”的决定。   

换言之,当西藏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时,制止与平息是自治区第一把手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时的胡锦涛,并没有立刻采取“果断”措施,而是请示、等待中央决策的到来。这反映了他小心谨慎、稳健庄重的行事风格。   

当然,历史不可能轻易抹掉胡在镇压西藏民族运动过程中的直接责任。对于一个执行、拥护皇帝“圣旨”的杀手,他不仅有责任,而且责任非常重大。历史不能、也不会忘却胡在西藏执政中关键的这一年。   

我们遗憾的只是,胡锦涛没有凭自己的智慧去寻求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请求、等待中央的指示。这也许是他没有危机处理的经验,以及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胆识所致。不管怎样,他对西藏“坚决、果断”地执行中央的高压政策,对西藏人民造成了无穷的伤害,而这也成为他迈向仕途顶峰的条件之一。

*对胡锦涛的期许   

胡锦涛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权力核心。中共最高决策阶层--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及十六位委员中,胡锦涛是唯一对西藏有切身体会的官员。虽然他在西藏的时间不长,但在他短短的几年里经过了西藏人民多次抗暴示威;十世班禅喇嘛突然“猝逝”;西藏实施军事戒严等重大事件。   

所以胡锦涛应当了解西藏人民对自由的渴求、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对民族尊严的认同。他更应该知道,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宗教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有鉴于此,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胡锦涛在与来访北京的日本新党广报委员张海江田会晤时,首度表示中共同意达赖喇嘛回大陆的条件是再度确认“十七条协议”。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表明以“十七条协议”为达赖喇嘛回西藏的条件。不管西藏方面的回音如何,胡提出一个与中共高层不同的新的方案,说明“西藏问题”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西藏问题的存在,不仅对西藏本身是一个创痛,对中国的外交及国际形象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换言之,胡对西藏问题长期拖延的后患应有切身的体会。   

虽然他已到北京数年,但他的西藏色彩似乎没有淡化。除他在去年代表“中央”参加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典礼之外;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他都会参加西藏代表团的座谈,以表对西藏的关心。   

西藏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只期待胡锦涛个人对西藏的了解或愧疚与否,特别是在中共的决策模式趋向集体领导制,以及江泽民的权威仍然间接影响着“党中央”的时候,胡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改变既定的政策。关键在于,中共权力核心有无意识到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胡锦涛应该是相当明了的。   

总之,西藏问题对胡锦涛是一个契机,如果在他施政期间能够圆满解决西藏问题,这不仅可以提高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也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

(才嘉: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基 金会董事,西藏问题研究员)

(开放12月号)

本文留言

作者才嘉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