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省份广东的新兴都市顺德充满活力的市长为所有有兴趣来中国投资的外商开列了一份五点清单。
他想询问他们:你正在考虑投资的镇有没有a) 麦当劳、b) 五星旅馆 、c) 高尔夫球场、d)平衡的市政预算和e) 一个在星期天休息的市长?
前四个问题意在了解一个潜在的投资地点的富裕和国际化程度。但顺德市长冯润生认为对第五个问题的答复才是真能衡量一个地方的指标。
冯先生的一名助手解释说：“许多市长试图打动外国投资者，将自己描述成象一个年轻的创业者一样整天奔忙，从未有一天空闲。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一个高效率的行政系统。”
这些话虽是幽默但也说明问题。顺德是中国少数几个开始利用其较好的声名的地方之一。大多数其他地方都仍然为笨重的官僚机构、腐败以及频繁发生的紊乱现象所累。
顺德由于创造了一个强调清廉、透明和高效的政府的良好" 软环境" 而吸引了数十家国内外公司可观的投资。它变得富了起来; 国民平均收入上升到每月1,000 美元左右(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14 倍) 并且2000年出口上升了百分之28达到28亿美元。
但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这样一个政治改革从1989 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以后在实际上被冻结的国家，顺德可以作为一个证明，政府机构改革不仅可行而且是有利的。
这类例子的影响力相当可观。最近四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别是468亿、407亿、403亿 和454亿美元，这给当地带来了改头换面的变化。各个地方都在不遗余力地竞争外商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税收，以及其技术和管理才能。
" 软环境" 成为许多城市市长的时髦词语，他们试图用透明、诚实和负责的许诺来吸引外资。除顺德和它的广东邻居珠海、深圳之外，很少有其他地方真正获得了大的成效。
但正如香港科技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Zweig所注意到的，过去24 年里的许多关键改革都始于某个地方然后普及开来。农业公社的解散是从一个大胆的县开始的，该县将农民的收入和他们的产出挂钩。自由市场经济最初是在" 特别经济区"试点，然后才在全国范围推广。
冯先生承认，顺德模式不容易推广。他说：“我们在中国不具有代表性。我们的成长是因为我们紧邻香港，并且我们有广东政府的优惠政策。”
尽管如此，这个城市的改革还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冯先生说是在中国其他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是保密的，而在顺德，决策的产生是有明确的指导方针的。
另外，政府的年度预算、官员的薪金，以及国家招标和其它政府事务都在一份特刊"顺德 政治和行政文件"上公布。
在中国其他地方，政府不愿卖出他们的企业控股，并仍然拥有在中国股市上市的约1200 家公司中的近百分之70。但在顺德，政府降低了在地方企业中的持股到平均百分之20的水平，并将从中所得用来补贴社会福利责任。
冯先生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你不将政府和企业分离，你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法治。”
他开设了顺德行政公共热线让人们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以化解不满，并在政府总部旁修建了两个大厅使抗议者可以受到政府官员的亲自会面。
然而西方式民主仍然象在天安门大屠杀后那段时期一样是绝对的禁区， 共产党的专政也不容置疑。但是在另一个制造业中心珠海，当局已开始一个有趣的实验，让其官员接受公开监督。
在珠海，举例说，当地的大公司每年投票评价各个政府机构的表现。官员们说，最佳的办公室的职员会得到额外奖金，而最差的办公室的职员则没有奖金。
说到底，现在就断言在顺德和珠海进行的实验是否会引发中国新的一波政府改革浪潮还为时过早。当然，由预计将于下星期五召开的共产党大会上选为主席的胡锦涛管理的中央党校的官员们在私下里已在就顺德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措施进行讨论。
然而中国专家们认为，没有哪个问题比如何对付日益加深的统治危机更能表现出将于下星期的党大会上产生的"第四代"领导人的方针的了。
激进思想家、"中国之路"的作者李深智说：“如果中国不政治改革, 那么在10 年内它将象前苏联一样崩溃。”
在不同程度上，政治无能对现代中国的许多顽疾负有责任。银行系统如山的坏帐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银行属于国有并必须对有官方背景的公司负责。通货紧缩的起因之一、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过剩主要也是由于很少有国有企业被允许破产。
中国农村的问题包括最近四年一直在减少的收入和爱滋、结核病的泛滥以及退学和贫穷现象的扩散，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贪婪的官员压榨非法税收来支付不断膨胀的官僚工资和无用的公务费用。
由于没有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制度性检查和平衡，腐败现在几乎腐蚀着政权的每一寸机体。共产党还是"在一切--甚至法律--之上"。据官方估计每年达数百亿美元的外流资本主要都是政府官僚的不正当所得。
政府顽固地介入企业事务带来道德危机和低效，特别是当产业管理者同时又是它应该管理的那些关键公司的拥有者时更是如此，就象电信、银行、电力、一些媒体和其他行业的情形那样。国家智库研究员李舒广说：“政府不应该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在顺德和其它类似地方，他的意见很容易得到共鸣。但这个国家现在包含那么多不同的情形，简单地用一个词' 中国' 来概括它都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
沿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从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受益了，并还将从去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进一步得利。但内地许多地方还是被与15年前相同的问题困扰。
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这个国家正处于不止一个而是几个转型的痛苦关头。在某些地方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化发展。但在东北的老工业基地，每年有数百万工人被解雇。在南部兴旺的珠江三角洲附近，从偏僻的农村来的年轻男女们争抢着跨国高科技公司生产线上的工作岗位。
考虑到这样一个差异巨大的情形，对中国是否会达到其追求的经济超级大国目标做出预言将是轻率的。但看起来清楚的是，当北京的新领导人本月走上他们的岗位时，他们接手的担子将是一个其各个部份的未来前景差异巨大的国家。
据何清涟，一位由于敢言而于去年被 迫 流 亡 美国的作家，说：“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运动，将包括从体制到思考方式在内的一切都来个改革。”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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