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西藏人民反抗北京统治的武装斗争受到血腥镇压之后，大约八万藏人逃到印度。从那时以来，踏着他们的足迹走上逃亡之路的人就从未间断过。不久前，美国之音记者张楠访问了印度的藏人社区，不少流亡者告诉他，他们逃出西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请听张楠的系列报导“逃出西藏”的第一部份。
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伴着练习法号的声音起床。饭店对面的山坡上就是大昭寺。再往上便是达赖喇嘛的驻地了。清晨，在环绕达赖喇嘛住所的小道上，可以看到一批批转经的信众。他们是不同时代从西藏逃来印度的难民。不少人都跟我谈到，他们是出于宗教原因来印度的。
冉秋阿旺是跟解放军打过仗的一名藏军指挥官。他说，他们当年揭竿而起就是因为共产党在民主改革中迫害藏人，消灭宗教。
冉秋阿旺说：“中共从1955年开始强烈地攻击宗教，说宗教是毒，说穿黄袈裟的活佛是黄色强盗，说穿红袈裟的一般僧人是红色盗贼。对西藏人来说，宗教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谁摧毁我们的寺庙，就是男人全部死光了，女人全部死光了，我们也不会甘心。”
对于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原因，北京当局认为是由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不过，来自云南藏区的阿旺平迭说，1956年民主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把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并没有引起抵抗。
阿旺平迭说：“但是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动寺院了，开始消灭寺院，僧人就造反了，人民就跟着起来，这样战争就打起来了。”
阿旺平迭也参加了藏人抵抗力量“四水六岗卫教军”。他和冉秋阿旺一样，后来都跟随游击队撤退到印度。在所谓“平叛”和“民改”以后，西藏原有的2500座大、小寺庙中，有97%被摧毁，保留下来的仅有70多座。这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60年代初在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上书中提供的数字。
十世班禅不光是位只懂念经、讲法的活佛，还担任过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据他说，全西藏在1959以前有僧尼11万多人，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后来，中国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更有大量的寺庙和宗教文物受到破坏。文革后，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中国政府1992年发布的西藏问题白皮书说，当时西藏得到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14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需要。但是，一些近年来逃亡印度的藏人和返乡探亲回来的流亡人士表示，他们仍然对目前西藏宗教自由的程度感到不满意。阿旺平迭1992年曾回乡探亲，他向记者谈到自己的见闻。
阿旺平迭说：“本来家乡就物产丰富，非常富足，现在更好了。大米、白面比我们原来在西藏时还便宜。但是，藏人家里一般应该还有佛像、佛龛等，现在踪影都不见了，完全没有西藏人的味道。”
在白拉库比一个寺院里当和尚的仲然也有同感。他说，他家乡的寺庙本来有100多名僧人，可是中共规定的名额只有32人，而他本人不在名单之内，被赶了出来，所以才决定来印度。
仲然说：“在家乡，生活很好，不是因为吃不饱饭才来印度。在中国，唯一的困难就是无法出家为僧。”
不仅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僧人，就连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宗教领袖17世噶玛巴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住锡之地，来到印度。17世噶玛巴是北京当局认可的活佛，按说各方面待遇并不差。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曾多次要求去国外接受传承，都没有得到批准，只好一走了之。
噶玛巴说：“来印度主要是为了接受自己教派的传承，灌顶等等，延续这种传承。第二是想见达赖喇嘛，聆听他的教诲。”
的确，藏人对宗教的信仰是跟他们对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崇拜分不开的。一位参加过1959年暴动的老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太阳来比喻达赖喇嘛。他说：“达赖喇嘛是我们西藏人的依靠，精神上的领袖，来世的护主。这样一个像太阳一样的领袖，中共把他逼到异国他乡，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年轻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也毫不逊色。我到西藏儿童村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们为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准备文艺节目。噶图措是一名高年级学生，逃出来的时候只有14岁。她说，她来印度就是想见达赖喇嘛。噶图措说：“达赖喇嘛就像一个太阳，给我们温暖，每当我想到达赖喇嘛的时候，我就心里感到幸福，给我一种安全感。...没来的时候，我就经常做梦去见达赖喇嘛。”
然而在西藏，现在当局连达赖喇嘛的像都不让挂。浑瑟养老院的拉巴柴仁说，他在回家探亲的路上经过日喀则的时候，还看到寺庙里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照片并排供着。
拉巴柴仁说:“但是，在家乡待了几个月以后，回来再经过日喀则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像就全被取掉了。仅几个月，政策就变了。”
而在达兰萨拉和印度的其他藏人定居点，这一切全然不是问题。转经筒哗啦啦响着，经幡在随风飘扬，远处隐约传来大昭寺咚咚的鼓声，给人一种和平、安宁的气氛。
逃出西藏(2)
在印度的西藏难民中，有一些人是由于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迫逃亡的。美国之音记者张楠不久前访问了印度的藏人社区，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下面是张楠撰写的系列报道“逃出西藏”的第二部份。
尼姑受酷刑
坚赞琼措说：“让我们把衣服脱光，然后就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打。除了用枪托、铁棒打，还放狗来咬。我们几个尼姑，被打得躺在地上，根本动不了了，狗也不咬我们。但是，有一个尼姑跑得动，她一跑，狗就扑过来，把她身上被咬得血淋淋的。”这不是农奴控诉虐待他们的农奴主的情景，而是前西藏政治犯在揭露他们所说的“中共警察的暴行”。坚赞琼措说：“审讯人员一边抽烟，一边审。回答不合意，就拿烟头往我们脸上和身上戳。一个尼姑现在还满脸是疤。冬天，他们把洗脸水泼在外面地上，结了冰，让我们站在冰上。审讯结束后再让我们进屋的时候，已经进不去了，脚沾在冰上了。”
坚赞琼措是一位尼姑，16岁出家，曾多次参加示威游行。她说，监狱里的刑罚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她第三次被捕入狱的时候，又尝到了一种新酷刑。坚赞琼措说：“他们有一个类似电话的东西，把线的一头绑在犯人手上。他们问，你交代不交代。不交代就摇动那个电话，就会有电流通过来，立即眼前发黑，从脚底开始，五藏六腹好像都被抽一样，疼得难以忍受。有时，他们把三、四个尼姑连起来，然后用力摇，一起通电。”
审讯人员一定要她们交代出背后的指使人，非要他们批判达赖喇嘛。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据坚赞琼措说，1987年到1989年的时候，当局还算温和，越往后镇压越残酷。坚赞琼措说：“有个尼姑高喊西藏独立，警察就把她的嘴掰开，用暖瓶往嘴里倒开水，以致她满嘴都是水泡，几天都无法闭嘴。”坚赞琼措个头不高，身子单薄，很难想象她这样的弱女子怎么能忍受如此残酷的虐待。她告诉我，那种痛苦只有自己最清楚，根本无法形容。
北京否认虐待
北京当局对西藏政治犯受虐待的报道一般予以否认。几年前，美国之音记者曾就《费城问询报》的有关报道打电话给中国驻美使馆查证，使馆发言人否认有这样的事发生，并且强调中国法律禁止虐待犯人。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最近访问西藏的时候，当地监狱的负责官员也表示，他们为囚犯们提供了公平和人道的环境。
但是，龙热扎西和其他前政治犯身上的伤疤告诉我们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故事。龙热扎西也是僧人，参加了1991年拉萨的示威游行。据他说，他们当时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喊了“西藏的主人是藏人”、“西藏要自由”这两句口号，不出15分钟，警察就扑过来殴打他们。龙热扎西说：“对我整整打了两天。殴打时使用了各种工具，有木棍、铁棍、电棍。脸上的伤疤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而且一只眼睛现在已经失明。”龙热扎西后来被判刑六年，他是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潜逃出来前往印度的。
强制爱国爱教
同样在1991年参加游行的还有尼姑达珍。她说，刚出家的时候她只知道学经书，不知道什么西藏独立，上街游行纯粹是中共逼的。达珍说：“在庙里一心学经。可是中共的工作组不时来到庙里，每天让我们参加爱国爱教的宣传，强迫我们反对达赖喇嘛，慢慢地尼姑们就开始上八角街游行了，要宗教自由，要西藏独立。”达珍被判刑三年，获释后又被关过一次。达珍说：“第二次释放后，他们每个月都要到我家里提审我，问你这个月哪里去了，这几天哪里去了。那样的话，我觉得待在西藏未来可能什么也没有了，父母也跟着我一块儿受连累。我只能选择流亡到印度。”
抛下妻儿外逃
和上面几位年轻僧人不同的是热振丹巴次仁，一个在西藏先后坐过22年牢的前政治犯。热振丹巴次仁说，他在1958年23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反抗北京统治的四水六岗卫教军，转战各地。1960年在一次战斗中陷入包围，负伤后被俘，关在小号里，上手铐脚镣一年零八个月。热振丹巴次仁说：“手铐越勒越紧，吃到肉里面，看不见了。但是后来，骨瘦如柴，反而感觉好一些。腿上的脚镣，有四个环，可以勉强走路。”
1987年，他参加了拉萨的争取西藏独立的示威游行，被解放军开枪打中腹部。1988年3月5号，他又出去参加游行，当晚被捕。热振丹巴次仁说，出狱以后，每个月都要去派出所报告几次，每次去都要挨揍。热振丹巴次仁说：“打嘴巴、拳打脚踢、用电棍击打，一打就摔倒，3、4分钟没有感觉。问我还要不要搞西藏独立。受不了，只好抛下老婆孩子外逃。”热振丹巴次仁1990年逃离拉萨，到瑞士申请政治避难成功。
受到政治迫害而逃到海外的藏人在达兰萨拉成立了自己的组织“9ཆƉ团体”。这个组织的秘书长江巴次登说，成立“9ཆƉ团体”的目的，一是为了研究西藏政治的历史，搜集西藏政治犯和被迫害致死者的名单及资料，编辑成册，留给后代。江巴次登说：“第二是把大家团结起来，声援在押政治犯，争取国际支持，继续开展西藏自由事业。
逃出西藏(3)
2002/10/18
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的年度报告说，在每年逃出西藏前往尼泊尔和印度的人里面，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占大约三分之一。美国之音记者张楠不久前访问了印度的藏人社区。据他了解，年轻人出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上学或者接受更好的教育。下面就请听张楠的系列报道“逃出西藏”的第三部份。
西藏上学困难
设在印度达兰萨拉和其他藏人社区的儿童村，收容了大批为了求学而千里迢迢从西藏各地来的孩子们。在那里，我见到了来自西藏玉树地区的两姐妹。她们说，她们出来主要是想读书，因为在西藏没有上学机会。记者：为什么没有上学？答：我们家乡学校非常小，设备非常差。父母早就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姑姑，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
像她们这样的孩子还很多。记者在达兰萨拉的难民接待站采访了几个最小6岁，最大13岁的小逃亡者，交谈中他们谈起来印度的原因：“父母让我们来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主要是想学藏文和英文。”“那边学费贵，一个月500元到700元，而且主要是学中文，藏文一星期只有一次课。”
民族教育受损
北京当局发表的关于西藏现代化的白皮书说，国家为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资金。2001年，西藏在校生的总数达到三十八万八千多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增加到85.8%，文盲率下降到32.5%。尽管中国官方的宣传把这些数字当作中共在西藏的伟大成就来歌颂，但是许多流亡者抱怨说，农牧区的孩子上学很难，即使能上学，学校的条件也非常差，教育质量没有保障。一位最近跑出来的僧人告诉美国之音：“有汉人官员来视察的时候才开课，平时很少上课，老师还拉孩子干活。”
对此，色拉寺的僧人阿让·洛桑才让也有同感。他指责北京当局对民族教育不重视，在乡下小学校里实行放羊式教育。阿让·洛桑才让说：“今天上课也好，不上课也好，成绩合格也好，不合格也好，只上他的课，不管成绩，造成小学就没有打好基础。在中学，有关物理、化学的教学和研究设施根本不齐全，而且把汉族学校里工作不好的、水平不高的老师赶到民族学校里，把民族学校里的好老师都调到汉族中学里。”
学费太贵
学费昂贵是他们的主要抱怨之一。色拉寺的另外一位僧人洛桑强巴说：“我10岁上学，15岁就不上了，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阿让·洛桑才让也说，他来印度首先是因为学费问题无法解决。阿让·洛桑才让说：“我爸爸只穿我们穿旧的鞋子，妈妈就一身袍子，七、八年就一身，穿烂了还穿。为什么？就为了交我们的学费。”
其实，在出来之前，阿让·洛桑才让已经是青海民族学院的学生了。那他为什么还要跑到印度求学呢？这就牵涉到他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教学质量问题。阿让·洛桑才让说：“在民族高校里，共产党只强调政治教育，不强调科技教育，什么物理、化学，根本不重视，只讲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邓小平什么的。我们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大学毕业，还是毛泽东三个字。他们说的政治是片面的，只是为了他们的政权服务，是虚假的政治。”
政治冲击教育
阿让·洛桑才让说，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培养出来的民族大学生，毕业后无法就业，因为在学校里学的那些历史、政治，根本没用。他愤怒的说：“我们民族大学生，只是名字上的大学生，根本得不到大学生与应有的教育。”其实，藏族学生感到薄弱的不仅是数理化，还有一些人表示他们来印度是为了学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生在藏区、长在藏区，却要来印度学藏文，这着实令人费解。但是，不少人都告诉我，他们在来印度之前根本不认藏文。学校里根本没有藏文，除非你进寺庙出家可以学藏文。记者说：那你的藏文是在哪里学的呢？答：我来这儿现学的藏文。记者：你原来会一点吗？答：会一点点。这是白拉库比色拉寺的一位僧人，家在云南省的香格里拉，1999年来印度，学习藏文只有三年。不过，他的中文讲得很好，还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忠实听众呢。
为自由奋斗
15岁的阿旺出生在中国某大城市，父亲是汉人，母亲是藏人，还是当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来印度也是希望能学好藏文。阿旺说：“听说这里有一个TCV，藏族人的学校，教英文，也教藏文。我想，我妈妈是藏族人，我算是半个藏人，一定要学会藏文。”记者问：毕业以后，想做什么？答：我想继承我爸爸的工作。记者问：还打算回去吗？答：当然。但是不学会藏文决不回去。”
很多流亡的孩子心里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阿旺长大想当桥梁工程师；其他人，有的想学好四种语言：藏文、英文、印地语和汉语；有的想将来回西藏当导游；还有的希望中学毕业后能去美国上大学。然而，正像一些年轻流亡者告诉我的那样，不管将来做什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为了西藏的自由与兴旺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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