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内蒙古军区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激化军民矛盾的措施：军区各单位人员严守岗位、昼夜值班，进入战备状态；将集体收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发还个人，没有武装的工兵、测绘队员、退休干部也一律武装起来；军区作战部增派2个连，加强后勤部和司令部的保卫工作；下令4931、4925、4754等部队的5个连向呼市秘密集结；动用驻呼市部队的5个连，接管重点单位（如呼和浩特铁路局、电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等地）；出动11辆宣传车上街宣传，组织军区政治部人员到待命的部队中进行反对“造反派”组织“呼三司”的宣传工作；向下属各军分区发文，进行形势教育，并大量印发宣传品，介绍“呼三司”“反党乱军”的“罪行”；指示“保守派”组织派人到全国各地说明“真相”；由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赴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内蒙古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的汇报材料说：“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组织“反党乱军”，“死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政治成份“复杂”，混入了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其成员的60%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受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操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组织”；而“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则多由工人、农民、复员转业军人、下层干部组成，“出身好”、服从领导，是“革命左派”组织。
就在1月2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出笼源于毛泽东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问题的批示。毛指示林彪：“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但是，谁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呢？他们的对立面属于什么性质？如果“革命左派”冲击了军队，又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对此似乎也不甚了了。
1月28日，中央军委又下发了由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其中包括一系列“不许”、“不准”、“不得”等严令。这个文件第1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5条则规定：即使是左派，今后也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内蒙古军区得此“令箭”，大受鼓舞，对“造反派”组织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军民冲突也随之升级。一旦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并被授权镇压民众，就必然会以对敌作战的姿态，将手无寸铁的民众视为“敌人”而大打出手，直至酿成军队杀人的血案。
内蒙古“造反派”组织从2月2日凌晨开始，在内蒙古军区大院外连续静坐64小时，到2月4日晚6时仍得不到军区的答覆，于是组成了“见刘昌百人代表团”求见刘昌，要求军区于10分钟内答覆。军区置之不理，于是该“代表团”举旗列队进入军区大院，刚进门20多米，便有数百名武装军人将队伍冲成几段，对“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施暴。这些军人数人对付1个请愿代表，拳打脚踢，挥舞皮带，用枪托猛击；有的军人抓住女性代表的头发往地上按，有的拉着倒地者的手脚往外拖；一位女学生被几个军人追打，打倒3次直至昏死过去；一男学生被反扭双手，边抽耳光边拉入室内拷打，拍照后又被推出门外；连军区干部的家属小孩也上前助威，扬沙土、扔石头。面对军队的以强凌弱，“造反派”成员只能高声斥骂，“反革命”、“不拿枪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败类”、“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此起彼伏。
求见刘昌的第二、三、四批“造反派”代表被押到军区大楼内，楼门口和每层楼的楼梯上都站着全副武装的官兵，“代表”们每进一道门、每上一层楼都受到拳打脚踢，最后被关进了军队临时设置的“审讯室”。军人们反覆喝斥：交出头头来！谁是你们的黑后台？而自认为奉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代表们”则个个大义凛然，以高唱《国际歌》、高呼“毛主席万岁”来回答军人的审问。恼羞成怒的军人们对着“代表们”架起了机枪。这种场景与中国民众在以往充满了意识形态宣传色彩的电影中非常熟悉的镜头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大义凛然的不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抗日游击队员”，而咆哮威胁的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或日寇；相反，对抗中的双方是同“为毛主席而战”的“革命造反派”和“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据不完全统计，从2月4日晚6时至2月5日凌晨2时，从军区大院抬到医院的“造反派”重伤者达20人之多。
在此期间，架着机枪的军方摩托车在呼和浩特市的街道上巡逻，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彻夜不停，“保守派”组织则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军队枕戈待旦，重要机关的门口都设立了武装岗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笼罩在恐怖和疯狂之中。
2月5日清晨，受到重创的“造反派”重整队伍又在军区大院的门口聚集，而小露锋芒的军区则森严壁垒，一片死寂。上午10时，军区向“造反派”颁布了3条命令，要求其撤离军区大院的门口，否则后果自负。而“造反派”则继续在门口静坐。中午12时许，发生了本文开头描写的军队杀人事件。韩桐中弹倒下后，虽然“呼三司”的学生们要往里冲，但“河西公司8．18”的工人造反派拚死拦住，这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流血惨案。
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射杀学生韩桐一事并非偶然，而是内蒙古军区的阴谋，目的是通过无端杀人而激怒学生，一旦愤怒的学生冲击军区，就让军区有了大规模开枪镇压的口实，从而可一举剿灭与军区对抗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这已为军区官兵私下的言论所证实。例如，看守被军区拘压的“呼三司”学生的一名军人对被捕者说：“我们真佩服你们的策略，打死韩桐那天，你们不冲，如果冲的话，机关枪一突突，两千个也死了。”另一个军人纠正道：“甭说两千，就是三千也玩儿完。”又如，内蒙古军区副司令黄厚半个月后在北京谈判时曾表示：“当初呼三司冲军区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机会动手，如果把他们干掉了，现在省了多少麻烦！”显然，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认为，开枪杀死一名学生后，“呼三司”的其他学生肯定会冲击军区大院，这样军区就可以用“军委八条”为理由，将“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杀一批、抓一批。但工人“造反”组织成员的冷静应对使内蒙古军区制造大规模血案的阴谋破产了。
四、中央调查内蒙古军区制造的血案
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杀害学生的两声枪响惊动了北京。1967年2月6日，即柳青开枪的第二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特急明码电报。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3-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2月6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该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呼三司”的小报将其全文转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2月10下午，周恩来、萧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召开了内蒙古“四方”（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三司”、“红卫军”）代表的会议。当周恩来追查开枪杀人事件时，内蒙古军区矢口否认自己的责任，于是周恩来决定立即派内务部部长曾山带法医赴呼和浩特市调查。2月12日，内务部部长曾山率调查组抵呼和浩特市验尸，查明死者乃被军队的手枪子弹射杀。
当中央开始追查杀人的责任者时，内蒙古军区主使柳青开枪杀人的将军们害怕了。他们一方面在铁证面前坚不认罪，一方面试图消灭证据、搜集伪证、制造假相、嫁祸于人。军区下令由柳青的下属（一位营职军官）另行组织一个调查组调查此案。内蒙古军区给调查组布置的任务是：一，提供证人，证明军区没人开枪；二，设法证明此案是“呼三司”或“8．18”自己制造的；三，证明那些可能提供案件真相的人是“反革命”、“坏份子”。
内蒙古军区准备制造血案之前曾命令军区管理局临时组织了一支担架队，他们中的两个人曾亲眼看见柳青开枪。为了“消灭”证人，在柳青杀人的当晚12时，这支担架队的12名成员被内蒙古军区逮捕，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和笔记本。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他们被秘密审讯多次，每次都伴以毒打。当这些曾参与痛殴“造反派”的军人秘密写信向周恩来求救后，遭到了更残酷的拷打。然后，内蒙古军区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这些军人关入大牢。此外，内蒙古军区还毁坏了柳青作案用的手枪，逮捕了抢救过死者韩桐的医生田光、将韩桐送到医院的司机高交云，甚至监禁了曾传播真实消息的军官家属侯凤英。
与此同时，内蒙古军区与“保守派”相配合，全面夺取当地党政机构的权力，继续镇压“造反派”，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军区参谋长王良太曾私下表示过，当时内蒙古军区为了逃避责任而不得不“全力对付北京”。2月9日，内蒙古军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数百人在军区门外痛打一百馀名“8．18”“造反派”和三军院校的学生。参谋长王良太亲自指挥，将70馀人拉进军区大院毒打，然后关进大牢。当天，军区以“机关联总”的名义出动了60余辆卡车，满载持枪荷弹的士兵，在全市武装游行。
枪杀事件发生后的2个多月里，周恩来先后8次接见内蒙古各方的代表，厘清事实，调解纠纷。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晌侍獾木龆ā梗ǖ笔北荒诿晒诺钡爻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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