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条的威慑性质

第一、不必害怕。回想香港回归前夕，当时对九七后言论新闻自由的担忧与恐惧，是何等严重，多少人悲观，多少人“投奔怒海”，包括知名的政论人士，但是这五年情况如何？想说想骂的人，依然可以发挥，数万人的六四烛光晚会照开，逃走的人回来重享待遇不错的自由，以反共著称的名嘴一样备受捧场。证实了我的判断：中港之间“有铁丝网就有希望”。很多人简单的以为香港插上五星旗，共产党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去研究推出“一国两制”，中共是受着诸多条件的制约，而不能甚至是不必要在香港实行大陆式的管制的，例如国际的承诺、对台统战等等。如果照回归前某些人的估计，没有二十三条，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已经完蛋。

这次公布谘询文件时，港府当局保证“绝对不会”减少现有自由。说“绝对”是夸张的，因为中共要减少香港的自由，可以采取二十三条之外的方法，就是它已经做和正在做的，用软手段例如经济利益的引诱、控制与收买，去干预新闻自由。这正是香港新闻界新的威胁之所在。中共使用这种合法的软手段，比使用法律制裁的硬手段对它更有效、更方便、更有利，这已经有很多个案可为佐证。但是，董特首郑重许诺，也非戏言。至少反映港府高层比北京高层了解港人港情，他们不愿做恶人，不愿成为反对声浪的目标，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投资者信心。据我所知，港府对二十三条立法一直是以拖延手法应付，在北京一再催促下，才应承十六大之前启动立法（详见开放杂志十月号）。香港大公报最近曾指评说：特区政府“对二十三条立法延误了足足五年，未作任何解释，严格说已然不妥，但毕竟尚有可原之情，难言之隐。”可为旁证。

第二、有抵制的理由。香港法律界权威“大律师公会”曾指出，香港现有法例已大致上禁止二十三条所列之行为，无需另行立法。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是为了保障香港的权益而设置，但二十三条明订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从新增的两宗罪“分裂国家罪”和“颠覆罪”，明显看出其对香港人的威慑性质。这是二十三条立法的精髓。

所谓“分裂国家”乃是不愿和一党专制的国家统一的同义语，针对者不只是台湾，也包括香港。人们记得，直到九七回归前夕，港大社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九的市民对回归不感兴趣，百分之七十的市民满意英国人的管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市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艺术家把回归形容为一场“盲婚哑嫁”的婚姻。台湾的抗拒统一，更不在话下。但是，香港人对九七回归的反映，只是停留在意愿表达的层面，即言论自由的层面。而且很克制，主张港独的少数人，在媒体上表达的机会几乎没有。

所谓“颠覆”之罪，在起草基本法的最初五年，均无提及，是九零年二月草委九次会议上才加上的（同时加上与外国政治组织关系的两条罪）。很明显，是因为香港人在1989年北京学运时期表现了令人惊讶的热情（六百万人的城市有上百万人上街示威游行！）而六四事件，中共定性是对暴乱的镇压，香港人便有了支持“颠覆社会主义”之嫌。但香港人对北京学运的同情，包括捐款赠送物资，和迄今不断的六四烛光晚会一样，也只是一种表达的自由，并无违反当时的法规。

因此，可以视二十三条立法，是对香港市民一直享有的正当的合法的自由权利的侵犯，也是对“一国两制”原则的违反，或者说，是为了“一国”而牺牲“两制”。虽然，叶刘淑仪阐释说，二十三条针对的活动是战争、暴力等行为，是“极度严重罪行”。她甚至举例说，是类似“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和“黄巢之乱”的罪行，竭力营造与市民无关的“宽松”气氛。但是，这类罪行都可归于“叛国”之中处治，重复立法将给滥权的执法者以把柄，特别是在某种非常情况发生时。

古希腊有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故事，君王赐宴，宝座顶上却悬挂一把利剑；今人林培瑞把中共的专政形容为盘踞在客厅吊灯上的一条蟒蛇。这些警喻名言告诉我们，统治者往往会使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招数，这正是中共统战屡建奇功的要诀，让你生活在 1984式的恐惧之中。香港常招诟病的言论自律现象，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三条立法后，可以预料自律会演变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大家珍惜的自由将在无形中大打折扣。

概言之，我认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就像核武一样，是一件威慑性的战略武器，而不是一件有现实杀伤性的战术武器，我们可以反战，却不必惊恐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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