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接受访问成为下台罪状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我的访问 ,谈话两小时,并作录音,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被迫下台的一大罪状。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第八号红头文件,对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作出了说明,其中一条罪状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露了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
本来这个文件只分发到省、军一级。后来,各个地方党员干部,对胡的不明不白去职,表示关切与不解,才渐渐在党员和干部中传开,至于大陆老百姓,一贯是依靠“出囗转内销”,绝大多数人直到四月底五月初听到外国广播,才解答了“为什么”的疑问。但仍然不能得窥全豹。
中共的传统,一向是“以斗争为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耀邦再大公无私,也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
在中共处处保密专政制度下,要想弄清真相,谈何容易。“老天不负苦心人 ”,终于机会来了。
一九九五年我分别从两位中共知悉内情的高干谈话和文章中弄清胡耀邦被迫下台的真相。
一九九五年三月,在纽约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Andrew J. An than)教授举办对外不公开的中国大陆农业发展研讨会,由海峡两岸人士叁加 ,北京来客唱主角,万里先生原有意不远万里赴会,结果有所不便,来了好几位在大陆上有影响的人士,如吴象、吴明瑜、孙长江等等。其中有一位原拒绝和我一起开会,怕惹麻烦,及交谈后一见如故。他坦诚地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
耀邦的被迫下台,你的访问记被用作杀伤力最强的炮弹。其他罪名,都可有不同的解释,譬如,不听 小平的话,放松了反资产阶段自由化的斗争,在反自由化斗争中“软弱无力”等等,这都可以有弹性的认知;只有你老兄白纸黑字是没有办法答辩的,使耀邦处于极大的困境。你又在你的访问记中狠揭了邓力群和胡乔木的疮疤,他们在整耀邦时,报复也就特别不择手段。
我当时听了,除了对胡耀邦先生产生一种亏欠之情,还能说什么呢?
到了同年八月,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兼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所著“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在香港出版,把胡耀邦之所以被迫下台的情况说得更具体了。
吴江说:“在广大干部和知识份子的眼中,胡耀邦是一个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一个当政以后依然具有牺牲精神的人,一个为人直率、敢于直言、即使在恶劣环境中也能保持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一个公道正派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好学深思、拚命工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天真的人,一个好像没有多少政治机心的人,因此信任他的人都为他登上这个岗位而担心。同时,他本身又确有一些弱点为人所议论,或容易为人所乘。例如,他喜欢即兴讲话,讲话又坦率随便,有人对此,时有微词。因说话随便而为自己招来大麻烦的,莫过于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接见香港记者陆铿的那次谈话,这次谈话在胡下台时,甚至成为他的一大‘罪状’。”(见吴江着“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页一三○)。
吴江在其书中提出:“胡耀邦为什么下台?一般归咎于当时发生的学潮,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官方公报更指责胡耀邦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如若根据当时渴取代胡耀邦地位的某人(按指赵紫阳)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所做的几整整一天的批判发言(这个批判特别利用了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接见香港记者陆铿的某些谈话内容),则胡耀邦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可谓苍天难容。”
应该坦率指出,当读到“数不胜数”、“苍天难容”之句,我才深深感到给胡带去的麻烦之大,而兴起“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慨与自责。作为一个记者,在整理纪录时怎么会想到还要在笔下保护中共中央总书记呢?
我的朋友苏绍智、刘宾雁、阮铭对胡耀邦的下台有个共同的看法,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党内主张民主、自由,追求进步理想的知识份子代表,但敌不住列宁 、史达林主义分子和枪杆子的联盟,所以成为悲剧人物。
按照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著“一九八四”的预测,这一年将是独裁 横行、民主受制的一年。而我偏偏不信邪,选中这一年,在纽约创刊“新独立评论”,自一九八四年八月起在纽约“华语快报”上每周刊出一次,以学习胡 适先生等一九三二年五月在北京创刊“独立评论”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 ,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
到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约了翟文伯、唐德刚、田弘茂、朱永德、杨力宇、郑心元和我一共七人发起,由香港“百姓”和纽约“华语快报”主办,邀请反映左、中、右、独不同政治立场观点的学者、专家齐集一堂,举行“中国前途讨论会”。
出席会议的包括了美国学界亲台“四大金刚”丘宏达、高英茂、熊砑、翟文伯(还有陈厌、侯继明也是站在国府立场的);代表左派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台湾研究所所长念琦;代表中间力量的有当时正在哥大进修的台湾党外领袖之一康宁祥;代表台独的有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主 席郭雨新和萧欣义教授;加上自由派学者田弘茂、朱永德、杨力宇、唐德刚,可以说是最难得的一次聚会。
基于美国社会生活习惯,这一类座谈会听众一般不过数十人,上百人已经了不起,而我们的会举行时,遇着大雷雨,叁加者竟超出四百人。传播媒介对此次会议也很重视,除纽约中文传播机构外,海峡两豆俜酵ㄑ渡绾透鞔蟊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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